贝岭

杨建利返国被扣留
星期天早晨，那是香港惯见的晴朗、湿润、气温步步高升的早晨，我邀请了两位美国友人去茶楼饮早茶。我们在驾车途中，打开刚买的两份报纸，我们同时读到了一则不算太显眼的新闻：杨建利在昆明被拘留。我感到惊骇、不解，经过一番思路的梳理，我为他可能的牢狱之灾感到阵阵揪心。

我和杨建利认识已逾十年。我们居住在美国的同一个城市波士顿，因为我们都是这个城市里少有的「异见者」，有各自的事业，不以这个城市绝大多数人营营「以求」或「以就」的职业为人生目标，故不可能不知道各自的工作。何况，我是一个独往独来的作家，观察人、探究人，尤其是那些有人性的人，不以「群」或「们」出现的人，尤让我注意。我以为我了解杨建利，现在，我又以为我不够了解杨建利。反之，亦然。

杨建利是少有的获得两个美国最有名的大学──公立的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私立的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而又不去谋一份「俗业」──教授职业的人。在美国，像他这样有此学历的人已属罕有，而有此学历又不务正业（从助理教授开始、东奔西撞熬个十年八年，谋一所好学校终身职教授）决心自创事业，全心全意做一个理性的政治知识分子的人，则可能是绝无仅有的。

就我所知，杨建利来自中国山东的一个普通、平实的农户家庭，天性中有著一种温和却不失坚持的性格。十多年前，我在加州柏克莱校区见到他时，他还是一个数学系的博士班学生，和妻子一起住在学生公寓，朴实、热情、全身心地投入海外留学生抗议中国政府在一九八九年六月镇压北京学运的活动，也是他作为加大柏克莱分校的学生代表，?带了留学生对八九学运的一份支持和一笔捐款回到了他曾经读过大学的北京（他是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的毕业生），他亲眼目睹了整个「六四」惨案。应该说，是「六四」这一骇人的惨案惊醒了他，使他从那种标准的、制式化的留学生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上「出走」，追求成为一个有政治志向的、理性成熟的、知识分子型的、能在未来的中国缔造一个新的制度的职业政治家。

全身心投入政治反对运动
他并未放弃学业。九十年代初，他获得了加州大学的数学博士学位，并曾在一所大学获得了助理教授的教职。但是他发现自己更想成为一个受过专业政治科学及政治事务运作训练的知识分子，他决定放弃教职。他如愿进入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在持续从事理性的政治反对运动的同时，也完成了博士的学业并获得博士学位。

记得他刚来哈佛读书时，我们曾有一次长谈，起因完全是因为我对於他放弃数学，改学政治，并成为哈佛政府学院极少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感到好奇（哈佛政府学院主要培养从事政治或和政治相关的公共事务领域实际操作的人才，一般专业只设硕士，只有极少数特殊者会进入博士班，为将来从事教授政治及公共事务知识的教授而设）。我问他为何选择再读书，毕业后是否会再去做教授等等。除了我们对於各自的人生志向的深度交谈外，他告诉我，反对运动的人士普遍缺乏政治素养和在民主体制下的政治操作训练，这是他决定来哈佛读书的主要原因。他也决心毕业后不去谋教职，成为西方制式化运作中的一枚螺丝钉。他认为我们的时间并不多，必须全职地、全身心地去从事民主操作的培训及理性的政治反对运动。他真正开始这样工作了。

主持「21世纪基金会工作」
他这些年参与创建并重新定位了他任主席的「二十一世纪基金会」的工作。这一基金会由加州湾区的华侨及知识分子在一九八九年「六四」后组成，为了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系统地培养可能的真正具有民主素质的人才。基金会出版了二十一世纪中国丛书，其中的几本令我印象深刻，一本是《纪念文化大革命三十周年研讨会论文集》，一本是《中国知识分子和达赖喇嘛对话录》，另一本是前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主编钦本立的回忆录《我是怎样打擦边球的》。他也在二零零零年和二零零一年在波士顿主办了两届各族裔青年领袖研习营，每一届为期一周，由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澳门海外中国留学生、西藏独立人士、新疆独立人士以及海外民运人士的代表性人物参加，交流研讨，把各自的政见和对自己所在地方的认知经验拿出来交流。这几乎是在海外能够知道的唯一一个各族裔共聚一处的年度研习营。杨建利作为主持人和主办者，他强调的是两条最重要的行为底线──即非暴力和民主化的进程。只要在这两条基础上，什么都可以谈，什么都有可能。

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和革命
这些年，我一直在注意杨建利撰写的众多政论文章的原则性，也就是反对任何暴力的革命诉求和强调成为理性的政治反对派的重要性。我注意到在今年由魏京生召集的海外中国民运联席会议上，他和前一九八九年「六四」学生对话团团长、现为纽约律师及海外民运重要人物的项小吉在会议上的精彩的重要争论──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可能性和不可取性，他的原则和坚持掷地有声，即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和革命。

他也是一个天生的媾和者、妥协协调人。他调和并设法排解海外民主运动中的矛盾。他不会硬去争锋头、当主角，宁愿独辟新径，也不玩大家抢著玩的反对运动游戏，他可以当配角，做幕僚，甚至为了求得反对运动的团结、和谐和最高目标的一致，当一次弄臣也可以。不咄咄逼人、不语惊四座，不因为苦大仇深而你死我活，这就是杨建利的性格。这些年，他默默地寻捐款，找资金办实事，先后组织了多次有的放矢、目标明确的专题研讨会。他最近又创办了网上刊物ｅ周刊，专门研讨中国的困境、问题和文化的命运。这就是我认识的杨建利。中国的未来也需要杨建利这样的人才。

面对人生重大考验
此刻的杨建利，正在面对人生的重大考验。他已被押送北京，可能要面对密集的审讯，假如没有强有力的国际声援和美国政府对此案的直接介入，没有持续的媒体关注和广泛的民间同情，他可能会被判刑，甚至度过漫长的刑期。因为他只是美国永久居民，而不是美国公民。

我希望中国政府，特别是国家安全局和地方公安当局，给予杨建利法律上应有的权利和人道待遇。在中国的反对运动中，像他这样具有学养、专业训练、温和而又理性的政治人物并不多见，他是未来中国社会变革进程中所需要的人物。他不是一般人所称的学者，他不以撰写学术论文为业为生。他是一个对未来中国有担当、想担当的行为型知识分子。中国需要这样的知识分子，反对运动更需要这样的知识分子。

（本文作者为中国大陆旅美诗人、作家，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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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