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国法律对非法入境者的判决最高不超过一年监禁，尽管杨先生至今未被起诉，但是，他仍然被完全切断了与辩护律师、家庭、朋友、美国外交官员、以及所有对此案深表关切的人们的联系，一位美国永久居民的命运竟然如此被继续保持在黑暗中。尽管不断地努力与杨先生取得联系以便从中国法律的实施机构得到有关他的真实情况，以及迫使他们遵循中国刑事诉讼法，但是，这一切将一无所获，直至按前苏维埃克格勃模式建立起来的国家安全部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候独自完成他们的调查为止。 究竟怎样回事？杨先生在其青年时代是一名忠实的共产党员。但是随着时代变迁时光流逝，他逐渐地从中国政府的镇压中醒觉，并离开中国来到柏克利大学学习。自从他回到中国帮助和支持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并亲眼目睹了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大屠杀之后，他返回美国继续其研究院的学习，并从此立志献身中国的民主运动。 就在杨先生获得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授予的博士学位之时，他获得了由于天安门事件而特许的美国永久居民身份。然而，杨先生渴望回到自己的祖国，但他被多次拒绝入境，他的护照被多次拒延。他甚至两次被拒入境香港，这一事件完全违反了国际公民和政治权利公约所规定的"任何人都不得被任意剥夺进入自己国家的权利"。 在强制流放中度过屡遭挫折的十二年后，杨先生终于做出了一项重大的决定，即使用朋友的护照返回他所挚爱的祖国。他对发生在中国北部的工人骚动早有所闻，并决定亲临实地观察事态发展，同时恢复与有关朋友的联系。在中国旅行八天之后，他被拘留。 一年过去了，中国政府始终未就任何犯罪事实正式起诉杨先生；始终不允许他会晤自己的律师；始终不允许他与家人、朋友、甚至外界任何人对话；始终没有一个可遵循的法定拘留和逮捕时限。事实上，甚至根本没有任何正式的消息确定他被关押于何处。中国政府对此仅有的回应是他们正在调查此案并假定他非法入境和具有"其他罪行"。对于傅湘和他们的两个孩子而言，杨先生仿佛已经从地球表面失踪了。 美国政府从一开始便高度重视和参与此案。国会的高级官员和众议院的议员们向中国官员多次表示对此案的关注，要求提供有关杨先生的健康和待遇等基本情况，并敦促此案的解决。最近，一个由十二名两党议员共同组成的小组，包括议员Christopher Cox, Barney Frank, Tom Lantos 和 Christopher Smith, 他们共同起草并向众议院递交了一个议案，要求释放杨建利先生。迄今为止，所有的要求均毫无结果。 十分可悲的是，中国的调查者们对这样一桩如此简单的非法入境案竟然深感棘手，他们把此案变成一个充分表明他们无能遵守法律规定的例子，并在中美关系上投下不必要的阴影。中国政府何必如此惧怕杨先生。他是一位卓越和受人尊敬的学者，是中国最优秀的人才。他是那些为了使政治改革与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和社会进步同步前进而积极参与政治改革的诸多中国人之一。为了中国的全面发展，中国需要那些比现任政府的政治目光更具前瞻性的人建设性地参与。而其第一步所要作的就是释放杨建利。 Jerome A. Cohen: 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Foreign Relations"资深研究员。 Jared Genser: "Freedom Now" 的主席。 两者皆为杨建利家庭顾问。 （二零零三年 四月二十五日 华盛顿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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