懦夫们说-从杨建利回国谈起回声 杨建利先生回国被捕一事已见诸于美国大报。在地方的华人报纸上也可见虽然不大全面却也不失及时的报道。以致于我的岳父岳母都从地方华人报纸上知道有一位从东西两大名校拿了数学和政治学双博士的年轻人竟置妻儿于不顾，把自己的人身自由交给了无法无天的中国政府。我静静地听他们的议论，没有插一句嘴。 “。。。叫杨建利，。。。这人拿了两个博士呢！想来应是很有才华的，。。。”“。。。那是自然，不必再说的了。” “。。。家总有妻儿老小，也不知现在他们怎麽办？”“。。。，怎麽办？。。。唉，好人哪！”然后就是我熟悉的沉默。 自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后就听到过杨建利的名字。不过那时六。四名人很多，众多国内出来的学生领袖是那时媒体报道的主要人物。如果要是排个座次，几个人的手指都数光也不会数到他。只听人说他人很聪明，不过想来座次上有名的大多必很聪明，而且我看周围如我等一般无名的也个个不傻，聪明一说则既不可靠，也不重要，故而他在我心中也就只有个名姓，顺便也还记得有人说过的聪明。自八九年到现在，十多年过去了，这当中的很多聪明人都找到了适意的事情。今天要是再在当年的名人中排个座次的话，恐怕连十个手指都数不完了。现在看仍在座次上的杨建利就远不是聪明二字可以描述的了。人言：聪明不如智慧，智慧不如觉悟。看来他是大彻大悟了。 现在在网上可以找到介绍他经历和观点的网页。仅从这些仓促间集的材料中也不难看出他对非暴力抵抗的原则和策略的关注与研究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且达到了很深入的地步。不过“纸上得来终归浅，须知此事要恭行”。懂得这个道理是一回事，按这个道理做就难了，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依旧按这个道理做就难上加难了。看到他义无反顾地做其所说，内心的感受 何止是感动。 我不可能不感动。在任何社会中，一个人面前都是有至少两条道路可供选择的，这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都不例外，何况在美国呢。我不愿意说杨建利比大多数在美生活的华人有更多的选择机会，让我们承认他和我们一样吧。可是他选择了承担他的双肩看来绝难承担而我们都极力回避的重担。当年的风云人物中有的早早跑回去选择在“谅解下”谋求发展(就是发财)；更有些则已经在公然称赞在中国发现的“超出想象的自由”。以杨建利的聪明，完整且耀眼的学历，找一个舒适所在应毫无困难。即便不是功成名就的先行者，也会从那些聪明的先行者身上看出如何趋利避害吧，至少可以“淡出”吧，至少可以宣称不再过问政治潜心学术了吧。不就是不给护照延期吗？这可怨不得我言行不一，不去身体力行吧。愚笨如我也最多担心他会在选择时看花了眼，岂知他象所有觉悟了的人一样，选择了一条大家都不愿意走的路，一条为拯救众多受难者而一定受难的路，一条为追求整个社会公民自由而必失个人自由的路。 我当然感到难过。想不出他的娇妻爱子、白发双亲、兄弟姐妹、亲朋好友将如何面对未来惊恐忧伤的日月。我们都是血肉之躯，都有七情六欲。我们或许并不惧怕死亡，但我们都无法忍受由此给亲人带来的忧伤；我们或许都能在某些时候冲冠一怒，笑傲公侯，但我们都不能平静直面牢笼中漫长的非人岁月；这个至情至性之人将在监狱中受到加倍地煎熬，应是无法侥幸的事了。 我同时感到恐惧。每当我读到俄国作家索尔任尼琴谈应该如何对待监狱时都会感到极端地恐惧。“这时候你要望掉你所有的亲人，你也许会报冤如此遭遇在你年轻的生命中来得太早，但那已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了。”这可能就是作家能活走出监狱的经验。可是我不知道什麽人能够在第一次入狱之前就有如此的心理承受。在承平时光中人们多多姿的生活中有一点 却是一律的，人们不会生活在恐惧之中。尽管你知道中国有一整套法律，你甚至愿意忍受它的支离破碎，自相矛盾而打算以它为依据与当局理论一番，可一当想到这个政府从来就没有准备遵守它制定的法律，也不尊重任何程序，时刻可能干涉司法，处处随意解释条款，你在阅读法律时就依然恐惧，至于牢中的生活残酷则是可想而不知的。 我不得不钦佩。看到他临走前写下的文字，毫无箭拔努张之势，也不见预期的豪言壮语。据说他的许多好朋友事先都不知他将有此行。回到中国，竟敢置身于东北工潮之中，现场考察，然后再由北走到南。一个人如果不是对他所从事的事业的正义性有坚定的信心、不惧怕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随之而来的逮捕，那里会有这样的坦然？ 我和我的一位朋友都非常欣赏普西金诗中的这样一句：“在这可卑的时代，暴君、叛徒、囚犯、五行人走不出这三者之外。”一位宽厚的囚犯曾说诗人的激忿竟致不给懦夫留个位置，闻之好生感激这位囚犯。於是这个囚犯的故事在我传颂这诗句的时候被一再提起，知道那可以多少消除一下高声朗诵诗句时带来的尴尬。人性懦弱可以原谅，但如果对他人的勇敢和奉献视而不见，竟至风言风语，不屑一顾，谁敢保证你懦夫的位子可以坐得稳当？古今中外那些为苦难者而受难，为被奴役者而失去自由的人无不受到人们-用那位囚犯的话说就是懦夫们-衷心的欣佩和尊敬，这个具有五钎年历史，推崇智、任、勇的怏怏大国，什麽时候，因为什麽，怎麽可以竟会成了例外？人们可以躲避崇高，但不能嘲笑、诋毁崇高，正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为自己的蝇蝇苟苟找些令人理解同情进而获取原谅的借口，但你钎万别坚持告诉我说悲天悯人可以嘲笑，说它居心叵测。 前苏联持不同政见的物理学家ORLOV出狱后人们问他在狱中最害怕的是什麽，他回答说最怕被人遗忘。诚哉，ORLOV！是无数过去那些悄然倒下的生命使我们终于熬到了这样一个时代，独裁专制，尽管它想，却不再能够有能力消灭每一个囚犯的声音。不过他们是否被遗忘仍是我们的选择。当萨哈罗夫、曼德拉、哈维尔、魏京生们被关在监狱或被流放的时候，俄国人、南非人、捷克人、中国人都曾做过选择。这个选择大概可以用来标识我们民族的再生和沉沦。我就不相信世上没有白坐的监牢，除非监牢外的人始终为囚犯们呼喊。让我们为杨建利先生叫声好喊声痛吧，为所有的良心犯叫声好喊声痛吧！ (2002-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