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价值与“中国特色的人权观”

早在二战前，就有日本右翼著名理论家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方案大 纲》，宣扬过类似“亚洲价值观”的思想。到上世纪90年代初，一些 亚洲国家领袖如李光耀、马哈蒂尔等人大力倡导亚洲价值观。他们认 为，亚洲各国人民有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即民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因此不以个人的价值取向而是以集体的价值取向来思考问题；亚洲人 更关心责任，因为过於强调权利会导致自私自利；政治多元会导致混 乱和无政府状态，从而与稳定而和谐的亚洲价值观不符合。

在这样的描述下，这个具有儒家文化涵义的“亚洲价值”，代表了正 义、责任意识、礼教、热心公益和群体取向，不但可以与邪恶的西方 价值抗衡，而且在精神上优胜于西方价值。这一价值观的提倡者强调 亚洲的特殊性，并以此为依据，反对重视个人人权的西方价值，反对 公民的民主诉求。

这一价值观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欣赏，因为这一观点与中国政府宣扬 的“中国特色的人权观”相似。1993年的曼谷会议，包括中国在内的 49个亚洲国家签署了《曼谷人权宣言》。这一宣言过分强调民族发展 的权利，宣扬只有一个强大稳固的政府能确保政治稳定，赢得经济发 展。为了达此目的，当权者必须“号令天下”。他们强调政府对社会 生活的全面控制，鼓励人民服从当权者，从而放弃社会批判意识，

由於这个曼谷宣言突出亚洲伦理的特色，反对西方人权价值观，拒绝 民主，主张依靠少数精英威权操控权力，因此受到来自民间非政府组 织的批评，被认为是阻碍人权运动的反潮流。人们揭露说，把普遍人 权（尤其是公民政治权利）视为大敌，加以排斥，是因为统治者需要 维持他们的特权。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强调说，人权的概念由於国家的历史、文化 和经济的不同而不同。他们的这种立场，并不是在区分不同文化的价 值。其真正动机，是为了维护自身政治上的私利。在“亚洲价值”的 口号下，中国政府一再强调中国人需要的只是生存权，有必要搁置自 由权利和政治参与权利。因此，中国持不同政见的异议人士受到广泛 的镇压，亚洲价值观因此成为统治者侵犯人权的一个借口。

台湾经验证明亚洲人并非特殊

无庸讳言，当年的台湾也曾有过类似亚洲价值观的口号，例如：“我 们有我们的国情”，几乎与今日中共的说法如出一辙，都是以“国 情”为由，拒绝让公民享受基本人权。在那个时代，台湾人也和今天 的大陆人一样，其人身自由、言论自由等都缺乏保障。

一部台湾的现代史，可视为一部争取普遍人权、消解“亚洲价值”的 历史。早在50年代台湾，在自由派如胡适、张佛泉、雷震、殷海光等 人办的《自由中国》、《民主评论》等杂志上，人权问题就是一个公 开讨论的题目。到了70年代中国大陆政治高压时期，台湾人讨论人权 问题更为热烈，人权团体开始问世，人权方面的文学作品也大量出 现，从事人权活动的人们团结在《美丽岛》杂志周围。虽然这些运动 受到当局的压制，但台湾人民仍然不屈不挠地为自己的权利抗争。

由於台湾人民的长期努力，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之中，台湾较为顺利 地告别了“特殊国情论”，和泰国、韩国、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国家一 起，开始拥抱民主人权等“全球价值”。而后，台湾又完成了政党轮 替、和平的政权转移，成功地建立了民主制度。

台湾的这一现实，解构了“亚洲价值观”。它证明了：人权是不分种 族颜色的。亚洲人其实也象世界他国的所有人一样，希望也能够享受 基本人权。文化的差异并不能阻挡普世人权价值的实现。由西方首创 的人权准则，同样适用于非西方国家，因为它并不仅仅来自特殊的西 方文化背景，而是建立在人性尊严的基础上，并为全世界人民所认 同。至此，所谓亚洲价值那一套为专制者服务的论调彻底破产。

近年来的人权努力成绩斐然

早在1967年，台湾就签署了两个重要的人权公约──《经济、社会、 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目前，一 个民选的政府，正在积极从事人权的基本建设。陈水扁总统在就职 时，就发表了“人权立国”的理想，并提出几项人权政策，以和国际 人权发展接轨为主要目标。

在人权基础建设方面，总统府成立了“人权谘询小组”，行政院设立 了“人权保障推动小组”，并在研拟《人权基本法》，以便将重要国 际人权标准国内法化。政府还与非政府组织合作，发表了中华民国第 一部《人权政策白皮书》。在具体实践方面，台湾正在健全宪政体制 与民主制度；加速司法改革，逐步废止死刑；继续落实经济社会人 权，尤其是检讨劳工相关法令，提升劳动人权；落实两性平权，消除 基於性别或性倾向的歧视；促进原住民族自治，确保原住民族集体人 权。

人权事业需要独立的民间人权组织对政府进行监督。除了官方对人权 问题高度重视之外，台湾民间的人权组织也在自由的环境下，积极地 开展工作。他们调查有关违反人权的指控，通过媒体报导和曝光，监 督政府的行为，制止侵犯人权的活动，并从事人权教育和宣传。台湾 还欢迎国际人权组织的代表访问，让他们自由会见台湾公民。一些著 名的国际人权组织如大赦国际组织，被允许在台湾设立办事处，对台 湾人权进行观察、监督和推动。

作为一个新生的民主制度，台湾近年来的人权努力确实是成绩斐然。

台湾的人权回馈已经开始

在获得自由之后，台湾之所以抛弃亚洲价值，选择这样一条“人权立 国”之路，与当今台湾领导人曾在威权时代遭受过政治迫害有一定关 系。今天执政的民进党，在他们当年遭受压迫的时候，都曾经获得过 国际人权组织的关注，例如国际特赦组织就曾为政治犯的问题派人去 台湾考察，使蒋家政权不得不顾忌国际舆论，才没有象中国共产党一 样，把反对党斩尽杀绝。

因此，今天执政的民进党政府认识到，台湾有回馈世界的义务。台湾 应该关注世界各国的人权状况，应该从一个人权“输入国”，变成一 个人权“输出国”。当海峡对岸的中共当权者仍然走台湾专制时期的 老路，继续关押政治犯、流放异议人士、打压民间组织、侵犯新闻言 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基本人权，台湾并未完全沉默。

例如，一些台湾政治人物仍然纪念“6．4”，旗帜鲜明地向大陆政府 提出“平反‘6．4’、民主化”等政治要求。一些人权团体和著名人 物为中国的政治犯杨建利等人呼吁，并声援中国受迫害法轮功学员， 最近还有台湾37大学师生连署“援救受迫害大陆学子”。

正如台湾人权协会负责人认识到的：“人权的课题，可以在两岸民众 之间建立起一道桥梁。”这个协会提醒台湾领导人，在推动人权时不 应该漠视中国恶劣的人权纪录。一些胸怀宽广的台湾人认识到：促进 中国的人权情况不但不会破坏两岸的稳定，相反，只会增加两岸人民 的友谊。

总之，台湾在人权方面的努力，不仅解构了荒谬的“亚洲价值观”， 而且给普世人权的普世化奠定了基础。我们期待台湾更多地参与国际 人权活动，更多地关注海峡对岸的人权状况，使经过民主洗礼的台 湾，成为维护亚洲人权的支柱。（2003.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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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民主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