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外与本土之间--杨建利被囚三周年专题评论任不寐（加拿大） 在杨建利被捕三周年之际，《议报》推出 “民运：探索海外与本土相结合的 新路” 专刊。这一主题揭示了杨建利事件真正价值所在——在某种意义上，杨建利的 “监狱之旅”本身就是对民运“海外与本土相结合”的“探索”，这种状况一方面表明 杨建利本人对中国政治变革极为投入的存在状态 ，另一方面显示了“穿越国境”的 “结合”方式被监狱必然阻隔的“自由困境”。在进一步讨论这两个命题之前，简单回 顾一下杨建利事件是必要的。 按“杨建利网站”公布的材料：杨建利“为考察大陆工潮，于二零零二年四月 十九日使用朋友的证件从北京入关回到中国。期间曾前往渖阳、辽阳、抚顺、大庆、哈 尔滨等地，调查近期东北工人示威抗议工潮，了解工人运动情况。四月二十六日，杨建 利博士在离开昆明去大理购买机票准备离境时，被检查到使用假身份证件，在昆明被捕 ，随后被押送北京单独关押，审讯达一百多次。杨建利博士的妻子傅湘博士于五月二十 三日持美国护照及中国有效入境签证返国探监，在北京机场被拒入境，并原机遣返。二 零零三年七月十四日，杨建利被以间谍罪和非法入境罪起诉。二零零四年五月十三日， 中国宣判杨建利有罪并以间谍罪和非法入境判入狱5年。”需要补充的是，美国方面、 海外异议人士及杨的亲友和海外媒体对杨建利事件一直给予了比较充分的关注，而这些 关注因涉及“中国公民”的“回国权利”等问题而将中国政府至于更为尴尬的境地。 杨建利回国及受刑首先是海外民运内在困境的反应以及对这一困境的超越。这 种困境集中体现在远离本土使所有的政治动议个抗争都流于形式，而这种力不从心的状 况在不同程度上激发了更为强烈的道德焦虑和改变现状的努力。这种道德焦虑造成了两 方面的政治动员：一方面，是杨建利这种逼上梁山的道德勇气，另一方面是所有内部纷 争展示的“逼回梁山”的不道德勇气——这些内在紧张通过讲述各种道德上的假道理却 进一步显示了海外不能“干事”却精于“干人”的内斗习性。考虑“逼回梁山”这种前 提条件，考虑中共在其中的运作，考虑国内同类假道理的泛滥成灾及与海外的互动，考 虑一些民运愤青或“士每”（圣经上专以骂人和诽谤为业的“道德知识分子”与投机人 物）式人物的“持之以恒”与“”层出不穷，对中国民运海外的内在紧张更该报以同 情。本来，海外流亡就是一种“软道德”的存在状态，这种状况没有向内的反省和彼此 的宽容与扶持，却放大为彼此之间的道德否定。在病理学和心理学上完全可以穿透这种 症状：这种否定一方面指向资源竞争，另一方面是为了显示道德“自义”——普遍的 “不义”状态或“软道德”状态正是激发言必称道德的道德自卫运动的根源。因此一种 充满悖谬的状况出现了：至少与缅甸异议运动相比，中国海内外民运存在状况基本上乏 善可陈，但却没有任何国家的民主运动内部的互相指控和谴责如此言必称道德。 软道德状态使人充满了否定性的激情和内脏反应，这种否定一方面通过逢共必 方来坚固立场，另一方面则表现为逢人必反而自存——“我批故我在”的心理前提是道 德上自我否定的先验的隐蔽存在。这种否定一切的心理状态更多时候是采取有选择的否 定来表现的，它展示了汉语批评那种根深蒂固的机会主义习性。不过这种否定状态同时 造成了不同方式的自卫：由于政治恐惧使更多人不断远离政治——对中共的恐惧使国内 异议运动日益把自己打造为“异议作家”，对政治“示每”们的恐惧使海外异议人士自 我雕刻为“清流”或“纯粹知识分子”。“政治”于是成为众矢之的，避之如蛇蝔。海 外民运的历史，几乎就是互相矮化的历史。作为结果，“反政治”成为一种自卫甚至 “自义”的选择，这种精神状况确实是极其普遍的。由于“政治”的肮脏，远离政治或 标榜远离政治成为“内圣外王”最后的策略。 现在需要的不是对这种精神状况进行责备或进行价值判断，而是通过实证分析 把它描述出来，显示海外民运（包括国内民运）渴望与“本土结合”的逻辑起点——这 种结合试图在上述政治困境中通过进入和接近国内现场，或者说通过“奔赴前线”来来 论证海外民运存在的意义，并超越民运内战的道德陷阱或者在道德内战中获取政治优势 （即使如此也无可非议，任何动机攻击都是可耻的）。但问题是，国内的精神状况一点 也不比海外好。首先，“国内抗争”是另外一种政治谎言，因为那“在国内”，同样并 不是主动“选择”的；而个别的“主动选择在国内”，是仅仅为了“抵抗”，还是综合 着各种原因，同样是应该区别对待的。其次，象民主党那样的底线上抵抗毕竟是罕见的 ，而民主党的抗争意义仍然没有得到恰如其分的评价。我这样说不想掩盖我对国内自由 派知识分子的敬意，更不想否认国内当然要面对更大的风险这一基本事实。但我也不想 夸大这种事实。我在那种状态中“抵抗”了15年，我理解那些事实。我仅仅是想表明， 这种敬意一旦变成“自我敬意”，就可能看不到国内结构性存在的避重就轻的“软道德 ”状况。海外尤其不能为了互相否定而夸大国内的英雄主义事迹，这是另外一种不道 德。特别是那些动辙指控海外民运“伪勇敢”的国内伪勇敢人士（更可笑的是竟然有国 外伪勇敢者也做这种指控），同样存在上述精神缺陷。在这种情况下，海外与本土的 “结合”可能会造成更多的“海外与本土”的冲突，而中共方面将鼓励和挑动这种冲 突。事实是，假道理主宰着我们的每个人的灵魂，而这些假道理从过去“独尊儒术”到 今天的“独尊我术”这些文化造就，已经根深蒂固了。这些假道理不仅缺乏政治想象力 ，更缺乏基本的政治宽容和自我反省。中国人包括中国海内外民运唯一成功的地方，就 是怎样把任何可能成功的事业变得不成功，把任何可能的昂山素姬变成“反面人物”。 也许中国人受到的伤害实在太深了，无论来自政治上的伤害还是个人家庭生活方面的伤 害，都使我们绝不宽容任何人，绝不放弃任何否定邻居的机会，绝不惮以最坏的恶意评 论人，这种否定性生存构成文化本质和生活本身。它就是文化的内容，就是生活的需 要。 这就是今天我们打算探索“海外与本土相结合”的现实背景。首先，杨建利的 道路无疑代表了超越上述道德困境一个健康的方向。一方面，在如此险恶的石头氛围中 ，要保持稳定的政治热情。这是非常难得的。在遭遇很多误解和机会主义的伤害之后， 包括我本人在内，越来越多对政治正义有热情的人逐渐心灰意冷。这种逃避未必是高尚 的，但却是可以理解的，这不过是自卫而已。不过这种自卫有时候进一步往前移动—— 它变成了通过否定政治而进行的道德上的自我欣赏，这事实上开始回归他起初否定的那 种否定。更为重要的是，政治上的“伤心”恰恰是一种不诚实或不健康的心理，因为起 初对政治正义的诉求，根本就不是为了讨人喜悦的，仅仅是为了自我完善或响应内在良 心的呼招。只有喜欢炫耀（包括炫耀抵抗）的人才容易伤心。如果我们把政治参与永远 坚定地、诚实地建立在这一常识的基础上，任何所谓“伤心”都是自我感动和自我欺 骗。同时，这一常识使我们根本不用在意别人怎么看，因为别人怎么看与我无关。为了 讨好别人或者通过这种讨好获取利益，这种政治热情本身就不正常。因此，杨建利的政 治热情至少鼓励一种健康的政治参与，这种参与仅仅是自足的，而与他人无关。这种坚 持因此能够持之以恒，永不放弃也永不伤心。我们一直在追求我们自己希望追求的东西 ，别人的鼓励或支持我们欢迎，但我们没有理由为别人的反对或中伤而放弃，因为这本 是我们自己的事，你选择抵抗是你自己愿意的。一些在监狱中受苦的朋友出来后有抱怨 ，谴责朋友的世态炎凉，谴责海外流亡者“逍遥法外”。我建议他们不要抱怨，你所选 择的是你自己的选择。更不要放弃，因为你所选择的根本不是为了那些帮助，而是为了 正义本身。 但另一方面，除了上述道德困境以外，杨建利“结合”海外和本土的努力必然 遭遇政治上的困难。对于中共来说，监狱是对这种“结合”唯一的报复。这也正是“闯 关运动”最后止于青萍之末的主要原因。当然，对这一运动“有头无尾”的指责同样是 不道德的，这个问题我们暂不谈。要之，如何使海外民运和国内结合起来，杨建利以其 遭遇贡献给人们的建议之一就是，杨建利的回国模式不是可以广泛应用的。我这里谈的 不是道德上的勇气，而是在分析政治可行性。对于个人遭遇和所付出的代价来说，杨建 利的贡献更主要是道德上的，他展示了持守政治正义的知识分子积极而健康的存在状态 ，一种对政治变革宝贵的紧迫感。但是，在政治上，他个人所付出的代价与所产生的政 治效果之间，是不成比例的。换句话说，傅湘所得到的压力与国内政治所得到的祝福之 间，是不成比例的。海外对国内政治运动的参与或领导，在很多意义上都是不必要的， 国内完全可以，而且他们也愿意自己独立“参与”和“领导”。据我所知，“国内”对 海外主要的指望是舆论声援、经济支持和人权帮助。网络时代把这些愿望成倍地动员起 来了。加上人性的普遍局限性和中国政治的极端黑暗，海外直接介入国内民主运动还可 能适得其反。我理解海外民运人士“重返家园”背后的那些道德焦虑和政治怀乡之情， 那种返回中心的强烈愿望，但历史把我们暂时锁定在海外，我们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应该更充分地完成这些特殊的使命。 这些使命包括：第一、在精神状况上放弃英雄主义人格，尽管政治流亡者几乎 都曾经是政治英雄或文化英雄，但我们必须学会在西方社会过普通人的生活。有朋友抱 怨自己流亡海外后海外媒体不象以前那么重视自己了，我说这恰恰是正常的。你到美国 了，你就是普通的美国人，这不正是你一直追求的政治理想吗。海外民运的困境之一就 是一个不需要英雄的环境里英雄们千方百计地为过去的身份而战；由于英雄所对抗的专 制体制已经不存在了，于是对宙斯的征战就演变为诸神的内部之战。有一个平常心是海 外民运人士的第一个功课。第二、对“软道德”存在真相的自我认识和整体认识。它应 该促使海外民运通过对“软道德 ”的反省为中国心灵培养一种宽容精神。中国政治的不 宽容与政治体制的落后，是中国两大真问题。在国内，由于体制问题，政治宽容无法实 现，或者人们愿意把政治不宽容归因于体制问题。但是，在国外，海外民运内部的不宽 容如此明显，这在一个自由世界里是令人震惊的。而且，这种不宽容再也不能通过专制 制度来找借口，它唯一的原因是专制心灵。我相信，没有宽容，中国的民主运动永远是 伪民主运动或半吊子民主运动。当然，这个问题与海外的体制建设也有关，但显然制度 问题不是唯一的，因为制度是人定的，也是人遵守的。你为什么不能定那样的制度并遵 守之，或者你为什么不能超越利益最大化的局限而进行制度建构，这当然是一个宗教信 仰（更广泛意义上的）的问题。要之，海外民运必须在制度（模拟与真实）建设方面、 及民主文化和宽容精神的培育方面，进行一场新政治运动。在这方面，海外民运比国内 更有优势，而且并非没有事情可做。第三、舆论声援、经济支持和人权帮助。舆论声援 不仅包括海外各种媒体对国内人权事件和政治事件的敏感与关注，也包括为国内作者提 供表达自由。这一方面近年张伟国、陈奎德、胡平、苏晓康、李洪宽等人作出了很重要 的贡献，这个事业应该持续下去并不断扩大，我也呼吁更多的资源能向这方面倾斜。表 达自由对所有作者也是自由教育的过程，汉语思维最大的局限是表达方式和思维习惯上 的逻辑缺陷。因此，通过网络广场训练“有话怎么说”是非常重要的，而公共表达对超 越各种背后中伤等道德缺陷也是重要的。不过在如何培养或引导“好好说法”这些方面 ，海外媒体可改进之处很尚多，克服“大字报”和口水文化，很多朋友仍缺乏这种问题 意识。事实上这种文化缺陷在更深刻的地方阻碍着中国的文明化。第四、学术研究。海 外有更自由的空间和充分的资讯进行政治研究。如果说1989年人们在理论上还没有准备 好，那么现在的情况依然如故。16年来，海外民运（包括国内自由派），几乎没有产生 什么象样的学术作品和文化作品。资源不在这个地方，精力也不在这个地方。“时评” 成为知识分子政治抗议唯一的存在方式，这并非没有理由和必要，但是，仅仅这样显然 是不够的。一度关于联邦制度的学术热情不知道为什么消失了，事实上类似的学术研究 对中国重建和汉语精神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与此相关，缺乏必要文化素质和知识 训练，一直是民运的问题之一，半吊子知识仅仅是培养了莫名其妙的骄傲和逻辑混乱及 毫不脸红的争辩热情。恕我直言，一直主张给人启蒙的人士，自己同样需要启蒙，至少 需要最起码的学术教养和逻辑教育。中共给人教育的全部成果是“政治立场教育”和 “文学情绪教育”，这两种局限主宰着我们的心灵，我们几乎可以在每一篇“政论”或 “时评”及“贴子”中看见这种病症。因此，与新政治运动相匹配，海外民运（包括国 内）需要一场新精神运动。第五、通过网络而不是海关寻求“结合海外与本土”的新道 路或“第三条道路”。我能想象的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网络大选”。目前关于这一项目 的所有善意批评基本上缺乏想象力或者为传统思维和经验所局限，而其他恶意诽谤所持 的假道理完全不值一评。当然，我这样说丝毫不意味着“网络大选”是“第三条道路” 唯一的存在方式，我强调的是，人们应该在网络时代更新观念，利用这一技术革命创造 出更丰富的政治手段。目前，网络政治极其广泛的空间还没有开辟出来，历史终于把这 种责任交给中国了，而我们所表现出的守旧习惯与否定人格，还无法响应这一新时代给 予的政治机遇。 我当然理解也知道评论“民运”所必然引起的那些麻烦。但正如我一直强调也 一直坚持的，我希望自己的文字坚决不以别人是否喜欢为前提。我也开始熟悉这样一种 假道理：你竟然要“指导民运，整合民运”。坦率地说，我没有这能力，更没这兴趣。 我只是谈我的看法，我有权利谈我的看法。研究和讨论不等于“整合”。但我说我对政 治没兴趣，不是表达清高，而是自认无能。我对搞政治的人一直心存敬意，因为那需要 特别的天赋和才能，这是我远远不具备的。因此，在这里我要向杨建利以及中国民主党 等所有搞政治的英雄们致敬，并祝愿他们理直气壮地搞政治，而对另外那些热衷于文革 式政治或“伪政治”的人深恶痛绝。最后，我期待穿越海外和本土之间大洋的杨建利先 生早日出狱，并祈祷他的黑狱苦难能成为对中国自由事业的祝福。 2005年4月21日星期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