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民运何处去？阮杰 (附言：认同本文观点并愿意加盟行动者，欢迎与如下邮址联系：hn198964@yahoo.com.au,ads_epochmelb@fastmail.fm) 自从王炳章博士第一人在海外拉起中国民运大旗，至今已二十余年。海外民运也曾为中国大陆民运作过贡献，但从整体上来讲长期以来是处于松散无为的状态。尽管时常还有人组织一些活动，发出一些声音，但对中国大陆民运并没有起到太大的推动作用，甚至可以说没有作用。海外民运如何才能最大最有效地影响和推动国内民运呢？这是每个海外民运人士必须思考或有人已思考很久的问题。最近有人喊出重新出发的口号。这是一件好事。问题是如何出发。笔者曾问过许多民运人士。有的说，首先要加强民运理论研究，找出适合中国的民运理论；有的说，关键是强大民运组织；有的说，要大造声势，形成国际压力等等。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认为，所有这些想法都不对头，其实还是过去的老一套。事实已经证明，海外民运这十几年的做法是有问题的。要重新出发，就必须采用新的方法和策略。一切有别于过去的做法都应尝试。“老黄牛拉破车”的局面必须改变。本人认为，海外民运要重新出发，要真正能有所作为，必须做到如下几点： 停止纸上谈兵拿出实际行动 民主运动就是通过社会实践来实现民众的民主诉求，是一场社会实践活动。海外民运必须走出从理论到理论的理论民运的怪圈，走到实践的路子上来。笔者不是否定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也并非完全排除理论研究。事实上，民运不是没有理论，而是理论太多而行动太少。在海外论述中国民运的理论专著已有多本，大小文章更是推陈出新，多如牛毛。最近又有一本叫【如何推翻中共】的书问世。笔者曾为之振奋过一阵子，但细想起来，这也不是一件太值得高兴的事。如果海外民运永远停留在纸上谈兵的层面上，那么再有一百本象【如何推翻中共】的书出来海外民运仍会是“涛声依旧”。海外民运的最大弊端就是坐而论道者过众，起而行道者太寡。这是海外民运多年来难以成事的主要原因之一。海外民运最需要的就是象王炳章，杨建利，黄金秋这样的实干家，而不是那些理论讲得最全面，最深奥，最冠冕堂皇的语言巨人而行动的矮子。如果说写文章造舆论也可以瓦解中国当今腐朽的社会制度的话，在国内还可以说得过去；但在海外就不可同等论之。海外民运人士必须明白，在中共严厉封锁信息渠道的今天，在海外文章写得再好写得再多也无异于“隔山喊牛”。要推翻中共，我们必须拿出实际行动。 停止作秀把手伸到国内 什么是实际行动呢？有的海外民运人士会说，我们经常举行街头抗议活动，逢年过节还到中领馆门前喊话，还经常开研讨会，纪念会，还游说外国政府给中共施加压力。这些不都是实际行动吗？不是，笔者认为这些都不是海外民运的实际行动；因为这些活动远离了中国本土，缺少了国内民众的参与，尽管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对国内的政局和民运影响微乎其徽。更坏的是，这些活动往往被一些另有他图的所谓民运人士所利用，变成做给外国移民局看或显扬个人功名的政治秀，引起海外华侨界对民运的冷齿，增加民运的内斗。这样的活动在国内“含金量”可达90％以上，但在海外至少有90％的“水分”。这些作秀活动早已被民运圈内外所诟病，现已大为减少，但仍然大量存在。对于外国政府，我们也不要抱太多希望，因为国家主义仍然是各国政府的行为准则。眼下很多国家包括一些老牌的民主国家为了本国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屈服于甚至主动讨好中共,就是活活生生的事实。 海外民运人士必须牢牢记住，中国民运的主战场在中国大陆，中国民运的主体力量是中国大陆的广大民众。海外民运只不过是中国民运的一个支流。支流不汇入大江河即便不枯竭也形不成汹涌澎湃，雷霆万钧强大力量。海外民运这么年来之所以没能真正推动国内民运，正是由于脱离国内民众的缘故。尽管口头上和理论上讲的是国内百姓的事，但行动上没有与国内民众联手。没有与国内联手的行动，结果也只能年年一个样地重复千篇一律的“纯海外”的民运活动和在理论上兜圈儿了。如此恶性循环。海外民运要打造出一片新天地，必须彻底改变这种做法。本人认为，海外民运的正确做法应该是密切联系和依靠国内人民，积极介入国内民运，紧跟国内人民的民权诉求，以维护国内人民的眼前利益为切入点引导和推动中国民运。一句话，把手伸向国内，与国内人民联手。与国内联手的行动才能称得上实际行动！ （未完待续，第二部分：放弃精英路线走工农大道〕 海外民运何处去？（二〕 作者阮杰 放弃知识分子精英路线走工农大道 近来一些海外民运人士和组织加强了与国内的联系，比如与国内知识分子联名声援被捕民运人士和邀请国内学者到海外共商推动政改大计等等。然而，从海外民运（包括一些国内民运人士〕的作为和言论上看，又发现走进了一个误区。这个误区就是，眼睛只盯着知识分子而忽视了广大的工人和农民,夸大知识分子的作用,只走知识分子精英路线。我们不能否认知识分子在社会运动中的鼓动作用，但把知识分子当作社会运动的主要力量甚至认为是社会运动成败的决定力量是十分错误的。“八九”民运的失败应让我们引为教训。就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状况而言，笔者认为当今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可能再象在“八九”民运的时候成为中国民运的主要力量（当然也不应该是〕，甚至连可靠力量都说不上。理据有四：一，中国知识分子只占中国人口的极少数，能勇敢地站出来批评时政推动民运的更是凤毛麟角。最近有人列举出当今中国体制内的异议人士，多少也有数十人。但对于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来说，这只是苍海之一粟，九牛之一毛。我们可以想想在中共当政的五十多年中，那个时候没有一群异见分子？但结果又能怎样呢？二，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从科研文化艺术机构到学校几乎所有知识分子集中的领域，99％仍控制在当政者手中。几乎所有知识分子都必须依附于现行体制才可生存。自由知识分子少之又少。当局“咳嗽”声稍大点，他们连喘气都不敢大声。去年起初热闹非凡的修宪风波在当局一声令下之后立刻鸦鹊无声最后不了了之，就是最新的例证。三，中共当局汲取“八九”民运的教训，对知识分子实行重金收买政策，放纵文化人捞钱。当局对官场腐败有所象征性打击，但对文化界尤其是高等院校大捞黑心钱的做法视而不见，听之任之。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已成为现行腐败体制的受益者和守护者。四，当今中国知识分子都是中共按马列模式培养出来的，又长期浸泡在中共营造的假大空斗的文化和政治大染缸里，加上中共“一切向钱（前〕看”和官场严重腐败的影响下，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把正义和良知抛到九霄云外，心中只有“名利”二字，奉行的是有钱就是爹有奶就是娘的实用主义人生哲学。在当局的小恩小惠之下，他们已变成一群犬儒！在现行体制之下，要化掉文化界这片冰川难于上青天。笔者认为，现在要想民主之火象“五四”运动和“八九”民运一样在知识界熊熊燃起已是一件极其遥远的事，是一个实现的可能性只有万分之一的奢望。 那谁才可成为中国民主运动主要力量呢？是广大工人和农民。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占中国人口90％以上，分布面最广。他们受当权者压迫的程度最深，对现行体制的依赖最小。尤其是农民，没有土地，没有工作，没有社会福利，没有政治权利，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最弱势而又最庞大的群体。现在的城市工人处境与农民的处境差不多，尤其是大量的下岗职工。工人和农民对官员的腐败最有体会，对现行体制最不满。尽管他们不懂得很多民主道理，但他们最热切改变现行体制。他们的革命热情最容易被燃起和高涨。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工人和农民与少数当权阶层和富豪阶层之间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的矛盾。（这个矛盾是由于官商勾结掠夺社会公共资源，国有资产，侵占平民财产，欺压百姓所至。即为官不公为富不仁造成。〕要改造一个社会必须从社会主要矛盾存在的关节点入手，因为社会主要矛盾存在的地方就是社会变革力量产生的地方。不久前笔者与中国大陆农村的一个熟人通电话。这个人问我借一笔钱。我问他，借钱何用。他说买几支枪。我问买枪干吗。他回答得很直截：“做现代的陈胜吴广！”。看，这就是民运力量！中国实现民主化的最大障碍是什么？是中共政权。要实现中国民主化，首先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推翻中共政权！当年中共不就是利用工人和农民来推翻国民党政权继而建立共党独裁政权吗？今天我们民运为何就不能利用工人和农民的力量推翻中共，建立真正的民主政体呢？！ 在我看来，利用工人和农民力量来推翻现政权这招式在当下的中国不但没有过时，而且是推翻中共政权唯一有效的途径。在没有独立中产阶级阶层的当今中国，只有占人口绝大多数分布在整个国家经济领域各个环节的广大工人和农民起来了才能真正动摇和摧垮中共政权。一切企图自上而下和以少数社会精英为主体的社会变革注定将会象康梁变法一样是行不通的。当今中国社会的性质，结构，整体国民道德水准和思想形态以及社会主要矛盾与上世纪初中共起来革命时的中国社会没有根本区别。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利用工人和农民的力量这一点正是中共当年打天下时比孙中山先生和蒋介石先生略为聪明之处。我们也应学会以中共之道，还中共之身。 如何走工农道路？当然不是去和工人农民探讨民主宪政理论，因为工人农民不懂得这些高深理论，他们最关心的也不是这些理论，他们最关心的是他们眼前的生存问题。在他们看来，谁帮助他们解决眼前困难，谁为他们鸣锣伸冤，谁就是他们的贴心人，就是他们的盟友。要与工人农民拉近距离，要赢得工人农民对民运的认同和支持，民运人士和民运组织首先要主动去帮助他们，支援他们为合法权益而作的抗争。在当今中共腐败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工人和农民权益受侵犯比比皆是。当前最突出的表现是农民长期受各级腐败官僚的欺压和勒索，田地被官商无偿侵占；城市工人被迫下岗生活无着，房子被无理强行拆迁等等。近年来，工人农民的维权抗争接连不断，彼伏此起。据有关统计，一年多来，中国仅十五个省就有逾300万人上街游行请愿。上访群众不计其数。本人认为，支持工人农民上访，请愿，抵制和要求废除不合理政令和法律，发动工人农民罢免地方贪污腐败官员是当前民运走工农路线，推动中国大陆民运的最好方式和最佳切入点。尤其象罢免地方贪污腐败官员这样的运动最能引起广大民众的同感和参与，而且由于贪官数量众多无处不在的特点最能让运动大面积铺开，同时罢免官员本身就是民主理论教育的过程，是动摇地方政权有力手段。笔者在此必须坦言，在当前中共既腐朽又顽顾的专制体制之下，民间维权运动不一定都能达到民众诉求的目标。但结果是次要的，重要的是维权活动的过程。在介入和推动民间维权运动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和培养民运骨干分子，逐步在民间建立民运组织，结合群众的切身利益宣传民主人权宪政理念，把民众的经济诉求逐渐引向政治诉求。 当今中国社会矛盾已达到了历史罕见的尖锐时期，整个中国就象一堆干柴，只要有人煽风助威，星星之火就很快成燎原之势。海外民运对国内民间维权运动的支持和参与应不拘形式，可以是民运组织也可以民运人士单枪匹马行动，也可以二三人组成无名小组行动；可明的，可暗的；可精神方面的支持，也可物质金钱方面的支援。本人更强调资金支持。 民间维权运动不仅是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同时更是积储民间力量，打群众基础阶段，是大规模民主运动和政治转型必不可少的前奏，绝不能忽视和跳过。笔者认为，中国要实现政治制度转型必须通过以工人农民为主流的规模比“八九”民运更大的民主运动方可达到。那些巴望等候中共自行民主改革或认为通过几个白面书生几声呐喊就能实现制度转型的想法是对中国国情和中共本质认识不透的幼稚和天真。那些只顾埋头著书立说，在书斋里大谈武装革命的民运学者，或那些只专在麦克风前高谈民运理论高唱民主论调的民运斗士们所规划的民运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空中楼阁，永远不会实现。几年前有人热衷于组建什么“中华大国流亡政府”，高喊四年内打垮中共。这样令人激动的口号乍看似乎中国的民主近在咫尺，但最后还是草草收场，不了了之。结束旧制度实现新制度不是定闹钟，到时就会响的。我们必须首先从实实在在的小事做起，从基础的事做起。这些基础工作就是群众工作，就是民间的维权运动。这看起来需要漫长的时间。其实则不然。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去做，笔者认为不出五年八年中国的制度转型就指日可待。最近又有人喊出2010年结束中共专制，实现民主宪政。但愿这回不是放空炮。 本文所讲的放弃知识分子精英路线并不是绝对地完全地放弃，只是针对那些两眼只盯知识分子，夸大知识分子的作用，长期忽略工人农民的作法而言。对于已勇敢站出来主持社会正义推动民运的知识分子，我们要鼓励，支持和保护并鼓动他们走进工农大众之中，同时尽可能发动更多的知识分子加入到民运队伍中来。 （未完待续，第三部分：筹措资金培养职业革命家购贮军火对付中共〕 海外民运何处去？（三〕 作者阮杰 筹措资金培养职业民运人士购贮军火对付中共 象前文所述，由于种种客观因素的制约，海外民运在海外开展的活动很难对国内产生影响。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海外民运人士必须闯关回国才能做有助于促进国内民运的事呢？不是，在海外照样可以做有助于推动国内民运的最实在的事。这个事就是筹措资金。钱不是万能，但没有钱就万万不能。搞民运也不例外。这个道理在此不再赘言。在人回不了国，声音又传不进去的情况下，为国内民运筹措资金应是海外民运最值得去做的一件事，甚至可以说是唯一最值得去做的一件事。钞票是不记名的，只要我们稍动脑子，资金就可以畅通无阻地送到国内。钱进得去了，组织就自然形成了。笔者所在组织近年来的作法就证明了这一点。 本人认为，海外民运目前最应该为如下三个方面募集资金： 一，支援国内民间维权运动。当前在中国大陆的每个省每个市几乎每天都有大量的上访请愿示威人群。然而这只是浮出水面的一小部分。其实还有很多被中共贪官污吏欺压，权益长期受侵犯的群众由于经济困窘无法投身于维权活动。我们海外民运可以通过国内的亲戚朋友了解和联系到这群人，鼓动他们参加上访请愿活动。如有必要，海外民运应尽可能给他们提供经济援助。总之就是发动和支持更多的人起来抗争，形成民间强大压力。民间压力越大才越有可能迫使中共当局作出让步。如果说残酷的暴力革命不是我们中国人民当前最愿意的首选，那么通过强大的民间维权力量来威逼中共应是我们最值得尝试的手段。况且广泛深入的维权运动也是暴力革命的必要准备。 二，培养职业维权领袖和职业民运人士，建立地下民运组织。要与中共抗衡就要有强大的民间反对组织。在当今中共野蛮独裁统治下，人民要公开建立不隶属于中共的政治团体是不可能的，即使非官方的非政治团体也都很难。民运要成立民间组织可以从当前的维权群体开始，因为民间维权往往只表现在经济层面，每一个具体维权活动的主体也只是个人或一个小群体。中共要禁止和打压不易找到借口。同时这些维权群体普遍都得到人们的同情和支持，特别是人多势众时当局更不敢贸然下手。这些维权活动的诉求标的各不相同，但引发这些维权活动的根本原因都是中共的腐败制度；这些维权活动的矛头都是指向中共的权力当局。其实，这些维权群体就是不是组织的组织。为了不让当局抓住把柄，先不给这些维权群体贯以任何名称，不制定任何书面纲领和明显的组织机构（可有统一的口号〕。但有一点我们民运必须要做到的，就是全方位地支持这些维权群体的领袖和带头人。所谓的全方位就是精神上鼓励，理论上指导，资金上支持。本人认为资金支援最为重要。本人多次直接和国内维权头头们联系，发现他们都受过中等以上教育，有一定的政治头脑和强烈的正义感。他们都很想为维权运动多做一点事，但由于自身的经济原因无法腾出更多时间和精力。如果我们海外民运能定期给他们提供一定的资金，最好能解决他们家庭生活费和活动经费，逐步让他们成为专职的维权领袖。有了这些专职的维权人士在维权群体中穿梭鼓动和组织，民间维权运动就会如火如荼，力量不断壮大。同时鼓动这些维权领袖多与国内其他地区的维权领袖联系，交流，当维权运动发展到一旦阶段时把各不相同的经济诉求上升到统一的政治诉求上来，条件成熟时制定统一的行动方案。这样一来真正的民运组织和民运力量在国内就形成了。 三，购贮军火对抗中共。中共是以暴力起家，一直以来也是依仗暴力持家。民间一有危及其政权的力量出现，中共必然会动用武力镇压。中共不会轻易放弃权力。这是肯定的。民运要与暴力成性武装到牙齿的中共斗，不保留暴力对抗这一手是不行的。有了武器，才能与中共对峙。有了对峙，才可能有谈判。民运组织必须做好暴力武装的准备。这个准备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和理论上，必须落到实处，具体说来就是购贮枪支弹药。本人认为，采购军火的最佳地点应是与中国毗邻的边境国家，如越南，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及俄罗斯等。这些国家战乱停止不久，大量武器流落民间，价格也相当便宜。据了解，数十美元就可以买到一支机关枪。这些地区近年来已成为东南亚民间武器零售和批发市场。海外民运要到这些地方采购军火比国内民运更具有天时地利的独厚条件。采购到的军火可以就地贮存，伺机潜运国内或在将来国内民运风起云涌，中共按下葫芦浮起瓢自顾不暇时以闪电速度运抵国内，武装民主队伍。或者就在中国边境省举行武装起义，占领中共地方政府，建立民主政权。最好数省同时进行。或者干脆直捣黄龙，突击占领中南海。从不久前发生的万州事件来看，可以预见：此路可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