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农村教育正处在挣扎之中，失学儿童人数高达五千万，辍学率高达百分之七以上。中国的文盲人数高居世界第二，全球每十个文盲中就有一个中国人。新的文盲和半文盲还在源源不断的产生。近日，笔者到内蒙古、宁夏、甘肃、贵州等边远农村学校采访，在与山村教师的交流中，使我对这些边远地区的教育问题很是忧虑。

一位小学班主任的重负

朱佩，三十多年前高中毕业就走上教学岗位的一名老教师，经历过每月只有十多元钱的低报酬，如今仍坚持奋战在教育战线上。

“过去我们都一直坚持搞教育，在这穷山沟里快过了一辈子。可现在的教学负担非但没有减轻，反而更重了。”四年级班主任朱佩说。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山里贫穷，人才资源短缺。外面的老师，谁都不愿去，本地的大学生也都不愿回到本地就业，都去了经济发达的大城市，所以，农村教育的师资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我一个人带了两个班的课，这是硬任务，确实没办法。”

农村中小学均有教师缺少的情况，一个教师带两个班的课比较常见。朱老师就是刚上完一年级的语文，紧接著又去上四年级的数学。

在师资短缺的情况下，一些小学的地理、历史、音乐、美术、体育等课目几乎从来不安排课时，只是订了课本，作为学生的画册，摆设一般，没有丝毫用处。一直到进入初中后，才开始学习地理、历史等学科。因此，小学语文就是专为识字来安排的，教数学的目的就是为了算帐。许多孩子对大山外的事情几乎一无所知。

就工资而言，一个民办乡村教师的工资就是一二百元，单靠这点钱过日子显然是不够的。以至于教师边上课边务农也就不足为奇了。有些学校九点钟上课，十点就下课了。问怎么九点才上课，回答很干脆，把牛牵到坡上吃草才到学校。又问为什么只上了一个小时就放学了，回答是，我得回去晒稻谷，要不就赶不上日头了。

一些学校包括校长在内共两人，而且都是民办的，可以想像他们的教学质量是怎么样的。

危房中的两个班笔者在贵州采访时发现，一个村里只有一间七十平方米的教室，就连当地的民用房的标准也够不上。教室的正中央使用一根木头顶著一个裂开缝隙的横梁。“一天早上下雨，我正在上语文课，突然房屋上发出声响，咋一看，房屋的横梁断裂了，我立即让同学们跑出了教室。”老师对我说。几位老师齐心协力，找来一根碗口粗的木头，顶在断裂的横梁上，因为再没有教室上课，同学们只好又回到这座被处理过的危房中去上课。在内蒙和宁夏、贵州、陕西等地贫困地区，冬天漏风夏天漏雨的教室比比皆是。

大部分小学设施简陋，桌椅板凳破烂不堪。四海小学全校共有四百多名学生，教室内四壁破烂，地上坑坑□□，多数学生坐的是砖头，黑板也有几个碗口大的坑。

同学们的桌子已经维修过多次了，只要身子一晃就会发出“吱、吱、吱”的声响。有的六个学生围坐在一张旧门板上写字，这个门板钉上四条腿，就成了课桌。

许多小学在校舍紧张的情况下，两个年级共用一个教室，三年级在上语文课，二年级自习、做作业。

农村小学的厕所多半是用土墙隔著。由于使用时间太长，那些土墙就被男生的尿涮个洞，许多女生吓得不敢上厕所。

“一费制”在贫困地区受阻 自二○○四年九月起，学校均推行了“一费制”。一位小学班主任对我说，以前的收费标准是每学年每生最高不到五十元，现在由于执行了一费制，一至五年级的收费标准都是七十五元，比原来更多了。

“一费制”固然遏制了部分乱收费的问题，但在部分收入微薄的农村也有一定难度。笔者来到一家特困户家庭。两个小女孩，大的十五岁，上到三年级就失学了。小的十一岁，在上二年级。母亲是个残疾人，说起话来一句都听不懂。“娃娃，你爸爸呢？”我问。“爸爸到城里要饭去了。”小女孩回答说。这里山大沟深，人们依靠干旱的坡地上微薄的收成来维持生计，而且经常是十年九旱，也有颗粒无收的时候。

村里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外出打工，一年到头挣到二千多元，但也有被“黑心”老板骗了钱分文未得的。部分实在困难的家庭，孩子的上学理所当然就成了问题。别说每学年七十五元，就连吃盐、吃油都成问题。国家统计局说，二○○四年，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还有二千六百一十万，年人均纯收入低于六百六十八元。低收入人口有四千九百七十七万，年人均收入为六百六十九──九百二十四元。这说明，农村还有约八千万贫困人口，占到了农村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到农民是如此的苦：有相当数量的人每年的收入只有五十多元，生活极为凄惨。

农村基础教育任重道远笔者在火车站遇到了甘肃庆阳农村的胡贵平，他今年十六岁，刚从北京的一家砖瓦厂打工回来。他告诉我，一年总共挣了三千元。砖厂的条件特别辛苦，一天要干十四──十八个小时，伙食也很差，天天都是大烩菜，根本吃不上肉。而那些黑包工头还千方百计克扣农民工的工钱。我问他，“你这么小，为什么不好好念书，跑到砖厂去干苦活？”可伶的小胡对我说，他母亲六年前就去世了，父亲是残疾人，又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他刚上到小学四年级，家里实在拿不出学费，只好选择退学，去外乡打工挣钱养家。说着，他的泪水流了满脸……

类似的问题在西部的农村非常普遍。西部失学儿童达到五千万人，许多人去城市打工、要饭、流浪，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适龄儿童上不起学，在校学生失学率高，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家庭贫困上不起学，二是受到新的读书无用论的影响，现在毕业生实行自主择业的原则。大多数农民家庭认为上大学毕业不安排工作，还不如早点外出打工挣钱。受到这种错误思想的制约，大多数农村孩子读书都是半途而废。

是谁剥夺了孩子们读书的权利 中国推进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已近二十年，但是，农村面临的问题比发现的严峻得多。

亚洲开发银行的报告说，全球一百九十多个国家已有一百七十多个实行了免费的义务教育，包括人均GDP只有中国三分之一的老挝、柬埔寨、孟加拉、尼泊尔等国。

中国的教育经费之低已成为国内外议论的焦点。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发达国家为百分之六；亚洲为百分之五；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为百分之四。一九九四年始，中国的教育经费降到只占GDP的百分之二（联合国的统计数字），在世界一百五十一个国家中，名列第一百四十九位。中国的人均教育经费之少，甚至不如非洲穷国乌干达。

中国的官方数字是：二○○三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三千八百五十亿元，占GDP的比例为百分之三点二八。中国的教育经费比体育拨款还低。这在世界上是极其罕见的。再加上贪污、挤占、挪用，真实的数字肯定大大低于官方的统计。全国仍有四分之一的县没有普及小学教育，中西部农村中百分之五──百分之十的儿童没有机会进入小学；百分之十五──百分之三十的儿童无法接受初中教育。至于高中和大学，那就更不用说了。

另外，政府走精英教育之路，将大量的教育经费投放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少数名牌大学，而农村的基础教育却资金严重匮乏。据中共中央党校的一份调查报告，二十世纪末全国中小学有危房一千三百万平方米，集中在中西部农村。许多学校无校门、无围墙、办公桌椅大都是文革时期的产物，陈旧破烂。学生宿舍几人睡一张床，房间四处漏风。教室墙体开裂，地基严重下沉，触目惊心。全国有三分之二的省拖欠教师工资，目前已累计拖欠一百多亿元。

危机中的忧思 在农村教育投资中，只有百分之二由中央财政支出，省负担百分之十一，县负担百分之九，乡村和农民负担百分之七十八。一直以来，“政府财力有限拿不出那么多钱”一直是官方理直气壮的挡箭牌。那么，为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到底需要多少钱呢？

第一个版本来自学术界，每年六百七十五亿元；第二个版本来自国家统计局，为每年八百四十五亿元；第三个版本来自农业部，每年六百八十八亿元；第四个版本来自亚洲开发银行，每年二百一十亿元。无论哪个版本，对中国每年二万多亿元的财政收入来说，比例都极小，以我国现在的财力和国力，国家完全能负担得起。

在全国的一片反对声中，极度豪华的国家大剧院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开工建设了，总投资近四十亿元。用这笔钱，可以建二万所希望小学，解决四百万贫困地区儿童的就学问题。二○○四年，全国公款吃喝二千亿，用车耗费三千亿，公款出国考察二千亿，公款消费达七千多亿元。无论是大城市，还是边远的小县城，党政机关办公大楼和公务小轿车一个比一个豪华。公车达到三百五十万辆。贪官污吏更是层出不穷，仅二○○四年，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就惩处了十六万四千人。至于他们共计贪污了多少民脂民膏无法计算，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今的贪官涉案金额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早就是家常便饭了。

构建和谐社会，不能把九亿三千万农民兄弟排除在外，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复兴，改革开放的成果理应让最大的弱势群体──我们的农民兄弟及其子女享受到。

试看今日的大学校园，有几人是农家子弟？二○○三年中国教育部发布的《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报告》显示：在校大学生人数城镇是农村的二十九倍！而众所周知的是，农民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这样一来，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九亿三千万农民世世代代愚昧下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GDP）年均增长达百分之九点三，GDP总量世界排名第六，外贸进出口总量排名世界第三，一百多种产品产量雄踞世界第一。但是，当前的教育危机给中国的现代化预示了一个可怕的、不确定的前景：对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教育的漠视，文盲、半文盲人口的急剧扩大，这既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增大了社会动乱的可能性，同时也导致了人才危机。如果这种危机继续加剧，不但中国的现代化之梦可能破灭，而且中国的国民素质根本无法应对现代科技文明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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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