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此种境界对当下中国人而言，似乎过于遥远。譬如教育投入。2003年，联合国人权调查员托马谢夫斯基在对中国教育进行考察之后表示，中国几乎属于世界上对公共教育投入最少的国家。中国每年的教育投入只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远远低于联合国建议的百分之六的标准。她说，中国政府只承担了学校开支的 53%，其余的费用则转嫁到学生头上。

　　投入既少，而分配又严重不合理。中小学教育以农村为例，农村中小学生占我国中小学生的75％，农村义务教育投入却不足全国教育投入的30％。近5年来，全国义务教育经费总增幅为72.69％，而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增长只有50.49％，相差22个百分点。

　　由此必然导致这样的结果──

　　2000年，我国15岁以上人口中仍有文盲8699.2万人，其中3／4分布在农村。农村劳动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33年，而城市是10.20年。

　　即使在同一个地区，公共教育不均等的现象也十分严重。现在，一个“重点校”投资动辄几个亿，已经并不稀罕。而非重点校往往连教师的基本工资都发不下来。教育本来是一个弥补社会差距，促使国民阶层流动的最重要的手段，然而，权贵可以不花钱或者花很少的钱便能够上最好的学校，穷人却连最差的学校都上不起。

　　这就我们教育的现状。

　　我们一直在说，改革二十年，我们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但这巨大的经济成就却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廉价劳动力而形成的。有一个民族可以永远靠给别人打工来得到发展么？

　　有人说，我们是穷国办大教育。言下之意是教育的投入不足源于我们的经济条件。然而，据教育部政策发展研究中心的测算，中国每年只要多投入500── 600亿，就可以完全免掉义务教育阶段所有的收费。500──600亿，这在我们每年庞大的财政支出里面，连个零头都算不上。退一步讲，越是经费不足，越要把钱花在基本的公共产品提供上，然而我们的财政支出，却嫌贫爱富，只愿锦上添花不愿雪中送炭。

　　因此必须拷问：我们到底有没有一个公共财政？纳税人的钱为什么能够随一些部门、一些领导的意愿，随便投出，成为追求部门利益与政绩的工具？

　　假如是公共财政，便意味著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必须得到实施。教育尤其是中小学义务教育国家必须承担起责任来，而不是法律上的义务却仍由民众、尤其是农民自己买单。教育经费必须得到切实保障，而不是随机的讨价还价来确定。

　　假如是公共财政，便意味著财政投入只能投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上。教育部门没有任何权力把全体纳税人的钱用来制造所谓的“重点”，因为公正是一个政府的首要责任，所有的国民在他面前都是“重点”。

　　公共财政，直接决定著一个政府是否为公共政府。一个公共政府，就是一个只在公共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就没有权力直接参与教育活动。它的职责，只是为国民提供尽可能多的受教育机会，让国民有更多的自我选择的权力，而不是包办。

　　我们可以说，能否为全体国民提供一种基本的、公正的受教育机会，是检验一个政府是否为公共政府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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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 教育革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