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学者李春玲博士在上个月末发表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中引述了上列数据来说明：中国教育的精英化，如何阻碍了中国社会阶层的上下流动，并进一步扩大了城乡差距。

*社会流动模式来到关键期*

李春玲及其社科院同事的研究显示，中国社会流动模式已经发展到一个关键时期，一些制度桎梏，亟需变革，否则会扼杀社会的动力。因为在一个社会里，唯有多流动才会有激发人们有梦想，许多人梦想的集合，汇集成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

社科院的新报告指出，中国社会正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也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随着改革的深化，一些曾经阻碍人们合理流动制度和社会政策，例如阶级出身、所有制、单位制、城乡二元体制等，大都废除或式微了。

与此同时，个人能力和业绩等后致因素越来越重要，让更多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财富和地位。

*领导干部高高在上*

不过，数据显示，中国10大阶层之中，领导干部仍是最高阶层，而人口最多的农业劳动者阶层是第9阶层，仅略胜于城乡的失业者。只有0.2%农民成为干部，也只有0.5%、0.8%和0.9%的农民转变成为经理、私营业主和专业技术人员。更多的农民只能转变成为工人、店员和个体商业户。

另一数据显示，1992年以后，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1.5倍。他们获得首份工作就是干部的机会，更是非干部子女的2.65倍。

*弱势群体向下一代传承*

李春玲说，这反映了教育、税收、社会保障、户籍制度、就业政策和人事制度，都加高中下层民众的子女向上流动的门槛。

同时从宏观角度来看，90年代以后，中国城乡差距和地区差别更加严重地扩大了，而国家在分配公共资源上的扶强多于扶弱的倾向，更使得弱势群体没有竞争的机会，于是身份、职业、权力、户籍以及由此带来的财富都会向下一代传承。

李春玲指出，在1978年以前，中国的教育机会分配向着日趋大众化、平等化的方向发展，因此缩小了阶级差异，成为社会经济均等化的工具。但1978年以后，教育的精英化和偏重城市，已成为妨碍社会流动，促进社会经济分化的动力。

这份报告也提出了另一个现象，就是中国的农民工已经有2亿1000万余人。有些地方的农民工已经自发的组织工会，或宗乡公会，并通过组织追讨工资，显示他们的维权意识正在增强，形成一个新工人阶层。

在近两周的讨论中，学者和媒体据此建议，政府应通过宏观政策增加教育经费，并更公平合理地重新分配教育和其他社会资源给城市、农村和地区。学者认为，应让农民工通过组织来保护自己，并且还应立法保护这些农民工的权益。显然越来越多人已意识到，教育政策在转型社会中既可促成社会差距缩小，也可激化社会分化，中国教育政策是一把双刃的剑，岂可不谨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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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农民维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