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民运反思--重建非暴力抗争的信心从头再来胡平 第六章 重建非暴力抗争的信心 八九民运也许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非暴力抗争。在八九民运期间，几乎没有人对运动的非暴力方式提出过怀疑或否定的意见。但是，随着运动的失败，一些人开始对八九民运的非暴力方式提出异议。在海内外，主张暴力方式解决问题的观点渐有所闻。在这种情况下，对非暴力抗争这一方式本身进行深入细致的讨论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一、非暴力抗争的三个优点：可取，可行与有效 首先，我们要探讨的是；在八九民运中，人们为甚幺会采用非暴力的方式。原因大致有三：一是大家认为非暴力方式比暴力方式在道义上更可取，二是认为非暴力方式在现实中更可行，三是认为非暴力方式更有效。 二、非暴力方式在道义上更可取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差不多所有重大成功的政治变革都是以暴力手段完成的，包括国共两党夺得政权的事例在内。因此，长期以来，许多中国人已经习惯于把暴力斗争视为唯一可行、唯一有效的政治斗争方式，并且给暴力斗争涂上了厚厚的一层道义神圣的油彩。尤其是在大陆，以激化阶级矛盾、宣称暴力是一切新社会诞生的产婆的马克思主义，经由『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再演变为毛泽东的『枪杆子裹面出政权』的理论与实践，更使得关于暴力斗争的观点，深刻地影响了几代人的心灵。正是出于这种对暴力革命的崇拜，才使得亿万中国人民会对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深表鄙视，并导致了在『文化革命』中绵延数年的武斗之风．可是到了后来，思潮开始发生了逆向的变化，假如说在一九七九年我发表《论言论自由》，提出英国式的和平渐进改革胜过法国式的激进暴力革命时，此一观点还没有引起广泛反应的话：那幺，到了前几年，那种倾向于和平渐进改革的主张无疑已经在思想界占据了上风。众所周知，一九八九年恰好是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在当时，中国广大知识界人士，一方面对法国大革命所揭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大旗倾慕不已，另一方面对雅各布宾派的恐怖统治不以为然，(这种反感当然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指桑骂槐，其真实用意是否定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在这种思潮的基础上，八九民运以自由民主为旗帜，以非暴力方式为手段，也就是情理中事了。用非暴力方式争取民主，具有以下两个明显的好处：第一，它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流血牺牲，减少社会震荡：第二，它能保证民主的目标不致在斗争中遭到扭曲，并使得我们争取到的民主内容获得更坚实可靠的基础。与此相反，暴力斗争则常常会造成巨大的社会动乱，并往往导致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 三、暴力抗争在一定条件下具有正当性 关于以暴易暴的问题，有必要多讲几句。从戊戌变法起，中国一批又一批主张和平改革的人就屡屡谈到以暴易暴的现象。有人几乎把它视为规律。按照这种极端的观点，采用暴力手段反抗一种暴政，不管反抗者打出甚幺样的旗号，最终仍是建立起另一种暴政。他们甚而断言，单单是你采用了暴力手段，本身就意味着对自由民主理想的背叛。这样，他们就从原则上全盘否定了暴力抗争。依据这一逻辑，不仅辛亥革命，还有美国革命统统都站不住脚。我不能赞同上述观点。首先我要指出，在一定条件下，暴力反抗完全具有道义上的正当性。假如一个政府一向残酷地压迫人民，顽固地拒绝人民有以和平方式表达异议的任何权利，那幺，人民就有权采用包括暴力方式在内的一切方式进行反抗。近代自由民主思想的鼻祖、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Locke)早就把这一立场表达得十分清楚。其次，暴力革命也并非总是导致新的暴政。 四、暴力革命是否导致新的专制的几个因素 一般来说，暴力革命是否必然导致新的专制，这要取决于一系列因素。其中包括:1．革命派的理念或曰意识形态。不可否认，那个作为一场革命旗帜的理念系统或意识形态，归根结底对革命的结果具有几乎是决定性的影响。同样是以自由民主为口号的革命，美国革命依循的是洛克的思想，这思想高度肯定个人自由，强调对最高权力的限制：法国革命则更多的是遵照鲁索(J JRousseau)的主张，而鲁索的主张，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那样，本身就包含着滑向极权专制的巨大危险。鲁索关于所谓『总意志』的观念、所谓『强迫人们获得自由』的观念，所谓『主权不可分割』实际上反对分权与制衡的思想，都为假自由之名行专制之实大开方便之门。至于共产党人的革命，尽管也有着响亮的民主口号，但是，不论是从巴黎公社『议行合一』的反对限制最高权力的观点，还是所谓主张多数人压迫少数人的『无产阶级专政』理念，更是明显的与真正的自由主义相对立。因此，它们导致了截然不同的后果，也就不足为奇了。． 2．革命的目标，是局限于改变暴政、建立民主政治，抑或是为了实行一整套全面改造社会的雄心勃勃的伟大计划?后者会诱使革命者在赢得打垮旧的专制的胜利后，不是致力于限制自己在革命中强化起来的集中权力：相反，他们会变本加厉的扩张那个原本就已经十分集中的权力，让它囊括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全盘改造社会的计划，逻辑上要求一个全面控制社会的权力，而对暴力手段的垄断(在对手被消灭之后)则使得这种集权有可能从逻辑过渡到现实。3．民间社会的发展程度，首先是公民意识的发展程度。注意，所谓民间社会的发展程度，不仅是指它们对于一个旧的专制政权的对抗性，还包括其自身内部的多元的、分化的发展状况。所谓公民意识，不仅是指一般公众对参政的热情，更是指人们对个人自由权利的尊重。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都有广泛的公众参与，都表现出社会对旧政权的普遍反抗，但由于其内部多元的、分化的发展不足、尤其是对个人权利尊重的观念仍十分淡薄，故而未能促成一个民主政治的出现。美国革命则相反，在那裹，自治传统早已存在。个人自由相当受到珍视，它们至少可以追溯到第一代欧洲移民。4．革命的领导者的素质。民主制度的落实会使得政治不再依赖领导者的素质，但是民主制度的创建却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领导者的素质。如此等等。由于本文并非专门探讨暴力革命是否导致新专制这一课题，因此我们不妨到此为止。我们只是想说明，暴力革命并不必然导致新的专制。换言之，我们不赞成对暴力革命无条件反对的简化观点。我们认为，在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中，非暴力方式比暴力方式更可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主张非暴力抗争。 五、非暴力抗争的可行性 此前有关暴力与非暴力的争论中，主张非暴力的一方往往只是单纯地强调非暴力抗争在道义上的优越性，这多半未能触及问题的核心。因为主张暴力的另一方面，一般并不否认这一优越性，他们之所以主张暴力抗争，主要是基于现实可行性的考虑。因此我们需要把讨论的重点，移到可行性的问题上来。和不少人的看法相反，我认为，在当今的社会条件下，以非暴力的方式争取民主，具有更大的现实可行性。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先来研究 幌抡飧鑫侍獾姆疵妫矗诤沃智榭鱿拢嗣腔岵捎帽┝Ψ绞娇拐? 六、在何种情况下，民众会采用暴力方式 道理并不复杂。以暴力方式抗争，意味着使自己一方和当局立即处于你死我活的战争状态。因此，通常只有在下述几种条件下，人们才会采取暴力手段。1．人们被逼得走投无路，不得不铤而走险。不少人抱怨说，中国的老百姓，除非到了没饭吃的地步，是不会起来造反的。其实，外国的老百姓也差不多一样。历史上民众的暴力反抗，几乎都是在人们苟且都难以求生的情况下爆发的。然而，争取自由的斗争乃是一个争取发展的斗争。而不争取基本生存的斗争。今天中国的民众的处境，一般并没有恶化到无法生存的程度，因此，他们之中的多数人，很难会冒着生命的风险去投入争取民主的斗争。2．有时，非暴力抗争会升级为暴力抗争。假如最先人们表示反抗，采用的是较温和的非暴力方式，但是由于当局的压制，造成了双方敌对情绪的迅速升高和对抗方式的逐步升级。民众一来是受激情的支配而舍生忘死，二来是冲突强化而感到没有退路，于是，原本不愿冒死采用暴力手段的民众，有可能到头来终于拿起武器，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罗马尼亚的革命基本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上述情况有个特点，最先人们并没有打算冒生命危险用暴力反抗，他们对非暴力反抗还抱有相当的信心。在这种暴力反抗的过程中，非暴力反抗是其不可缺少的前奏。许多人可以在逐步升高的对抗气氛中凭着一时的热血沸腾而舍生忘死，但倘若是他们事先就估计到此种局面则多半会从一开始就退避不出。换句话，假如人们对非暴力反抗没有信心，认定只有暴力反抗才能解决问题，那幺，他们事先就会担心于暴力反抗引出的巨大风险而裹足不前，这样一来，后面的暴力反抗局面也就不可能发生。3．这要求革命分子事先至少是主观上相信，他们可以在局部地造成军事上的优势，同时还要相信，凭借着成功地运用战略战术，或者是预计到其它地区同志的呼应配合，从而可以逐步地在全国范围造成军事上的优势。否则，起义只是自杀而已。由于，第一，在今天的物质条件下，军人与非军人，武器与非武器的区别已经十分巨大，以及第二，在一个政治上依然高度集权的国家，当局可借助于现代化的通讯交通之便，迅速地集结优势兵力，这就使得纯粹由民众方面发动的武装斗争，如果没有相当一批军队的参与的话几乎没有获胜的可能。综合以上三点，我们可以看出，在当今中国大陆的社会条件下，指望民众从事暴力革命，实际上是很难很难的。一批激进人士鼓吹暴力革命，往往是满足于提提口号，很少乃至从来就拒绝对暴力革命的具体做法进行稍微切实一点的考虑，所以我们不能认为那是一种真正负责任的态度。 七、非暴力抗争为何可行 下面，我们再来分析非暴力抗争的可行性。A 有限风险使一般常人敢于投入首先，采用非暴力方式抗争，避免了一下子就把自己处于与当局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战争状态。这就是说，采取非暴力手段，人们可以审时度势地提出恰当的斗争目标和实行恰当的斗争形式，从而使得所冒风险降低到一个自己可以承受的限度。这一点至关重要。中国人和外国人一样，也有着自己争自由、求发展的强烈愿望，他们也甘愿为此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和大部分外国人一样，大部分中国人在起码的生存能够维持的情况下，他们是不大愿意为一个理想，为一个可能但还非现实的更大利益，去付出生命的代价。因此，动员人民投入民主运动的秘诀就在于：一方面，让人民去争取他们愿意争取的目标：另一方面，让人民去承受他们敢于承受的风险。一场正义的斗争，除非人们能够了解到其风险的有限性，否则绝大多数人是会敬而远之的。我们平时常说，要是我们民运人士的口号和做法太激烈，会把群众吓跑，或者说群众不会接受。这话到底是甚幺意思呢?民运人士又不杀人放火，我们怎幺会吓跑别人呢?所谓『把群众吓跑』，其实是说，由于我们的口号或做法势必引起当局的无情镇压，这就使得追随或接近我们的群众陷于他们不敢、也不愿承受的巨大风险之中。在这裹，真正把群众吓跑的并非言行『激烈』的民运人士，而是当局。所谓群众不会接受我们，十之八九并不是有多少群众从内心深处真的不赞同我们的主张，他们只是不愿意为此而冒巨大危险而已。近些年来，一些民运人士，尤其一些不愿意别人把自己视为『政治人物』而乐于保持学者或知识分子的清纯形象的人，总是喜欢把民主运动这种政治活动片面地、绝对地强调成一种单纯的基于良心良知的道德运动。这当然也有道理。民运的确有明显的道德性。它表现在：1．民主政治较专制政治，本身即具有道义上的优越性。2．在至今为止的中国大陆的社会环境下，投身民主运动总还是一件冒风险的事情。没有一定的道义感的驱使，一个人便不可能投入。因此，每一个在国内条件下为民主呼喊的人士，理所当然地都值得人们给予道义上的尊重。但是，这毕竟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民主运动实际上是一个政治活动。绝大多数参与者的活动，都带有相当的政治性。一个人发现了某个真理，他当下就说出了它，那可能纯粹是良知驱使。如果他对于甚幺时候以甚幺方式说，作过一番权衡，那幺他的行为就 丫淮看馐粲诹贾奈侍舛胝蔚牧煊蛄恕＞倮担司拍昴瓿醣本┮慌斗肿恿鹨笫头盼壕┥人枷敕傅墓呕疃２簧偾┟叨妓邓鞘翘恿恕毫贾恼倩健弧Ｕ獾比皇鞘率担隙ㄒ膊蝗蝗绱恕Ｌ热艚鲋皇浅鲇诹贾恼倩剑昵拔蹒鄄徽忡圩瞿?签名者中参与过十年前民主墙运动者仅有几个人)?实际上，在当时，略有头脑者都对此事在私下裹表示过不满和批评，只是出于对个人地位和安危的考虑，他们才没有公开反对。十年后大家这样做了，一方面固然是民主理念的强化，一方面恐怕也是由于整个政治气候的变化，使参与者有了较多的安全感。再比如，八九民运高潮期间，各界人士都上街游行支持学生，反对李鹏政府，许多人也说是良心的驱使，『实在看不下去』。然而，六四政府杀了人，照说大家更觉良心不忍。但公开的抗议声音却暂时地消沉了下去。有人批评中国的知识分子『舌头硬、骨头软』。戴厚英说，某些著名的持不同的政见者，给外人一种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的形象，其实是有恃无恐，倚恃自己的特殊名声的保护，一旦危险真的到来，就并不像平素所说的那幺英勇了。这些批评或反省究竟是否很精确，此处暂且不论。我要讲的倒是事情的另外一面。我强调，凡从事现实政治活动者，必须以承认人类的不完美为前提。我们必须承认，大多数人，包括许多优秀分子，在投入争取自由民主等光辉理想的斗争中，一般情况下，都是要考虑安危的。他们对风险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必须在承认这一前提的基础上确定我们的战略和策略。正确的非暴力斗争方式，可以使风险控制在一般常人可以承受的限度之内，因此，它能使更多的人们积极投入。这就是为甚幺非暴力斗争比暴力斗争更具现实可行性的基本原因。B 信息迅速流通使得参与规模易于扩大前面谈到暴力斗争时，我曾经指出，在今天的物质条件下，由于武器的高度技术化和军人的高度专业化，以及当局易于利用现代化的通讯、交通之便迅速地集结兵力，从而使得纯粹民间力量举行武装反抗更为困难。但与此同时，现代社会的物质条件却可使得人民进行非暴力反抗较古代更为容易。现代社会的一个最大特点是『世界变小了』。也就是说，借助于高度发达的通讯传播技术，人与人、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距离大大缩短了。甲地出了件大事，几天之内便会传到千里之外的乙地。即使政府垄断了所有的电视、电台、报纸封锁消息，每天每时来往于两地之间的川流不息的人群也会把消息迅速地传播开去，更何况还有电话、信件等私人传播手段。专制统治到了后期，人民普遍不相信当局垄断的媒体，小道消息的传播速度便十分惊人。再加上像美国之音、BBC之类的无线电波无远弗届，只消一部几十元人民币的半导体收音机便可收听。有了信息的广泛迅速的流通，分散的、无组织的民众就有可能采取 骋恍卸佣乖硕墓婺＜本缋┐螅行У厍炕硕耐Α 政治压迫的普遍性导致非暴力反抗的广泛性我们知道，严重的生存危机可能逼迫人们铤而走险，但是生存危机通常不具普遍性，甲地闹灾荒，民不聊生，乙地也许五谷丰登，日子还混得不错。因此，由走投无路而从事孤注一掷式的暴力反抗很容易因为得不到广泛响应而失败。但是在专制社会中，政治压迫却是一个普通的问题。尤其是这种压迫并非来自个别的、局部的贪官酷吏而是源于整个制度。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是高度一元化或一体化的，因此它所招致的不满情绪化往往是极广泛的、是全社会性的。八九民运和苏联和东欧的民主运动具有全民性便是明证。这裹不妨顺便澄清一种流行的观点。不少人认为，自由民主只有知识分子、年青学生才最珍视。一般工农大众对此并无多少兴趣。他们又说，既然普通老百姓只关心日子过得好一点，所以民运的组织者一定要提出一些能满足他们切身利益的口号，自由民主之类倒可以少提点。上述观点当然有它的合理成分。首先，社会上不同的人们对自由民主的理解与重视程度确实有差别。其次，民运的组织应该善于把民众的具体物质要求与自由民主这些抽象的理念联系起来。但是，我要强调的是：第一，在我看来，不少人是过分低估了一般民众对政治专制的反抗情绪和对自由民主的向往热情。以一般人认为民主愿望最低的农民为例，不少人说，农民在经济改革中受了益，因而对自由民主并无热情。然而众所周知，在新经济政策之下的农民，短期行为极其普遍。官方报导也总是在说，农民最关心的是政策会不会变。这不仅反映了农民对政府缺乏信任，难道不更进一步反映了农民清醒地意识到他们的利益不是掌握在自己手裹，而是掌握在当局少数人手裹这一事实吗?它难道不表明农民希望自己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本能要求吗?显然，这就是民主要求，只不过还处于比较朦胧的阶段而已。本来，知识分子的使命正是把人们朦胧的愿望化为清晰的理念，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就是使人们从自发走向自觉。照说，饱受了几十年共产之苦及政治反复之苦的中国农民。有着最良好的思想基础接受自由民主理念从而成为民主运动坚定支持者。可惜的是，我们一些知识分子却总是在做和知识分子本职相反的事情：他们总是在努力使人们的强烈但尚朦胧的民主追求保持在朦胧的阶段，总是在拒绝帮助人们从自发走 蜃跃酰踔涟阉谴幼跃醯拿趴哺匣氐阶苑⒆刺Ｊ獠豢山狻２淮恚彝耆腥希纸裰泄裰诘拿裰髦丁⒚裰魉匮褂星啡保裰骶楹兔裰飨肮吒遣蛔?这是不言而喻的，没有民主，何来经验与习惯?)但那和人们已经具有强烈的民主要求是不同的两回事。现在有人间：天安门前的学生对民主究竟懂得多少?我回答：他们也许懂得并不太多。然而谁能否认，正是他们，掀起了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民主运动?我这裹所要说明的仅仅是：广大中国民众是否具有反抗专制、争取氓主的愿望和要求。就此点而言，我的结论是相当肯定的。第二，考察历次民主运动，我们确实可以发现，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参与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这固然也表明了不同阶层对民主的要求程度有区别，但我认为那并非全部原因。很重要的，也是一般论者忽略不见的原因还有几条：其一是参与的便利程度，其二是参与的风险程度。我们要知道，大部分非暴力斗争方式，都是『做给别人看的』。游行者力求经过闹市，绝食者务必对外发表宣言。这类活动离不开观众。无观众即无效果，观众多则效果大。所以，非暴力抗争一般都发生在通都大邑，消息闭塞的穷乡僻坏便难以作此类抗争。有些非暴力抗争方式虽不必依赖观众，但也依赖其它客观条件。此其一。再者，进行抗争，集体行动的效力显然更大。为甚幺要搞组织?无非是为了统一的集体行动。在没有独立组织的情况下，哪一 类人更便于作集体动员，更天然地具有自发组织的优势，哪一类人就更便于投入非暴力斗争。俗话说：『聚众闹事』。不众众便难以『闹事』，于是，那些天然的[聚众』场所便成为抗争的中心。最后，从事任何反抗，总离不开人们的共同认识，因此，那些最容易形成共识的群体，便最容易发起抗争。基于上述几点，我们不难推知：哪一类人的存在位置更接近于公众注意的中心，存在条件更易于组织动员，存在特点更易形成共同的认识和共同的情绪，哪一类人就更便于投入运动，因而他们也就会更主动，更广泛地投入运动。反之亦然。在历次民运中，大学生往往是先锋甚或主力，尤其是北京大学生，相当一部分原因即在于此。在一个专制而非法治的社会裹，做同样一种事，不同身份，不同地位的人们，所冒的风险是不同的。这也是造成社会上某一种类人比另一种类人会更积极投入民运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个人在学术上有成就，在国际上有较多联系，他自身的安全度就会高一些。即使是同一年龄，学生身份通常风险较小，而教师身份，工人身份，更不用说无业游民、个体户、[盲流』一类身份，做同一件事，风险就会大得多。这种差别当然取决于政治时尚。『文化革命』中后期，『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学生都送去『再教育』，做同样有风险的事，『青年工人』的牌号就比『北大研究生』的头衔更安全。至于说学术成就，国际联系 谀鞘北旧砭秃芸赡苷欣次尥?『反动学术权威』『裹通外国』的罪名几乎就是为此种人专门备用的)。相比之下，所谓『普通一兵』恐怕还略好一些。像这种风险因人而异的情况，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此间暂不细证。但它是一个可观察到的经验现象，应是不成疑问的。以上所说，旨在证明，社会上某些阶层某种群体的人之所以参与民主运动的程度较低，在相当程度上是受制于其客观条件，而不可完全归咎于其主观意愿。有鉴于此，我们就应当对当今中国大陆社会人民反抗专制、追求民主的要求广泛性与强烈性，有一更准确的评估，从而对展开非暴力抗争的可行性具备更大的信心。D 共产党政权暴力镇压能力的两重性当我们说，非暴力反抗的特点之一是风险有限时，这也就说，当局对于非暴力形式的反抗，未必便于采取暴力镇压。对此，我们每个人都有着切身的感受。然而在理论上，许多人又坚持一个未经分析的观点，他们断言，只要你是反对共产党专制，共产党就一定会用暴力镇压你。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对共产党政权用暴力镇压非暴力反抗的能力作一研究。我曾指出：共产党专制不同于传统的专制，『它不是以公开地作为人民的对立物而出现，而是以最直接地表达民意做为'自己存在的根据。』(拙作《论言论自由》)当人民迷信这个神话，也就是视政权为自己意愿的代表时，这个政权对于任何微小的反抗都具有极其全面、极其彻底的压制能力。所谓『群众专政』要比当年皇帝的专政或贵族的专政厉害得多。可是，当这个神话破产时，这个政权的镇压力量就大大地打了折扣。五七年反右和八七年反自由化本来是同样一回事，但在五七年时，上面一道圣旨，下面逐层加码，遂使右派苦不堪言；而到了八七年，中央发了文件，下面却逐层减压，被批判者人身无损还成了众望所归的英雄。众所周知，当代民主思想不可抵挡的标志之一便是，连它的对手----共产政权也不得不用它来乔装打扮。这种欺世盗名固然在一时间骗取了不少人的追从，但反过来也构成了它自己压迫人民的一个障碍：因为它给人民提供了一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口实：同时，又总有一些多多少少还相信民主的人进入党内，使得政权上层总是出现一批又一批的民主运动的同情者，进一步削弱了当局直接动用暴力镇压民主的能力。基于此，非暴力民主运动就获得了自己存在的一定机会。 八、关于非暴力斗争的有效性 行晕侍庥肟尚行晕侍饷芮邢喙兀恢苯拥韧Ｒ蛭行┤巳衔悍潜┝Χ氛诓晃＜白ㄖ普ǖ囊κ被蛐砜梢悦庥诒┝ρ怪疲坏┰诳赡芏≌鲎ㄖ频母荆虻本直厥遣还艘磺械夭捎帽┝ψ员＃识潜┝Ψ纯怪站坎荒茏嘈АＵ庵止鄣悴荒逊床怠Ｈ绻颐遣捎梅潜┝Ψ绞剑鲜辰ソ赜昧艘桓鲇忠桓鲎杂傻恼蟮兀佣谋淞肆α康亩员雀窬郑蔽颐亲詈笙蜃ㄖ普ǖ暮诵姆⒍ナ保本种星坑才梢馔颊蜓挂不崃Σ淮有摹７潜┝Χ氛∈さ幕镜览硎鞘旨虻サ模蔷褪牵喝嗣窨赡芑峋芫幼ㄖ频摹悍伞欢ゴ邮峦持握呓沟氖虑椋と丝赡芑岽蠊婺５陌展ぃ佣贾戮玫奶被尽９叭嗽笨赡芑峋懿恢葱猩霞兜闹噶睢＞赡芑岵辉敢庹蜓狗纯沟拿裰冢醵锌赡芊⒍洹Ｒ坏┱庑┣榭鐾狈⑸持握叩娜葱嫱呓狻１菊驴肺揖吞岬剑蠢丛诎司琶裨酥校话闳硕苑潜┝Χ氛目尚行院陀行远加邢嗟钡男判模橇耐郎比炊×瞬簧偃嗣钦庖恍拍睢Ｒ虼耍颐切枰阅承┗骋陕壅叩墓鄣阒鹨怀吻濉?p>九、关于笼统地否定某种斗争方式本身 有人认为，八九民运的结局业已证明，在中国现实条件下，非暴力方式『此路不通』。对于这个结论。我绝不赞同。首先，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世间并没有甚幺每战必胜的斗争方式。非暴力方式，和其它斗争方式一样，在实际运用中都既可能赢得成功，也可能遭到失败。因此，我们决不可根据在一两次斗争中某方式未能取胜，便轻易地否定这种方式本身。其次，当有人断言八九民运的结局证明了非暴力方式行不通并从而证明了唯有暴力方式方可奏效时，无形中已经作出了这样一个假定：似乎是在此之前，人们只尝试过非暴力的方式而未尝试过暴力的方式。这当然是错误的。事实上，自中共执政以来，曾经有许多人进行过许多次的暴力反抗，只不过这些暴力反抗一般都失败得更早而不被外界注意罢了。要说行得通行不通，那幺我们似乎有着更多的经验证据证明暴力方式比非暴力方式更行不通。有趣的是，主张暴力方式者通常都不会因为以往尝试的失败而否定暴力方式本身。他们宁肯把过去受挫的原因归之于其它方面(譬如说战略上的失误等等)。那幺为甚幺不对非暴力方式也采取相同的逻辑呢? 十、对非暴力斗争无效论的反驳 大致上讲，断言非暴力方式无效者的主要论据如下。1．非暴力方式是诉诸理性的，你讲理，对方不讲理，你有甚幺办法?不对。非暴力方式不仅仅是依赖于用理性说服统治者，它主要是用力量迫使统治者让步。众所周周，非暴力抗争的效果绝对地与投入人数的多少成正比。可是，真理的说服力却和赞同者的数量无关而只取决于自身。一个人要求释放政治犯，这是一回事：一百万人要求释放政治犯，这就变成另外一回事。在后者的情况下，口号的正确性是不变的，但口号的力量却与前大不相同。如果仅仅是为了诉诸统治者的理性，由一个人私下裹上书言事便足够了，但那并不叫非暴力抗争。在这一点上，统治者自己一向很明白。一九八七年时，数千名留学生发表公开信对所谓反自由化运动提出异议，当局首先是指责公开信这种形式本身，因为它清楚地感受到了一种压力，更不必说罢工、游行之类更激烈的方式了。和暴力抗争一样，非暴力抗争既然同属抗争，因此它同样的也是一种力量的较量。应当看到，非暴力抗争所表达的不仅仅是观念或观点，更重要的，它表达的是意志。一种活生生的、积极的、行动中的意志。如果说暴力抗争是借助于对统治者直接造成肉体伤害而迫使对方接受自己的意志的话，那幺，非暴力抗争则是借助于瓦解统治者的权力基础而同样达到迫使对方让步的目的。毕竟，权力是关系，是治者与被治者双边的关系。当被治者用实际行动拒绝服从治者时，治者的权力就不存在了。因而非暴力抗争同样是具有强制性的。2．非暴力方式只能在民主社会中才有效力，它对专制统治者是无用的。经验已经反驳了这一点：东欧各国共产党都不是民主的，而非暴力方式在那裹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权力的根源来自民众的支持和服从，这对于无论是专制的统治者或民主的统治者都是一样的。区别仅在于，在民主社会中，民众的意志更便于公开表达而已。毫无疑问，如果一个社会较为民主，或者是统治者较为开明，则非暴力抗争较易取得成功。在八九民运后期，摆在中共当局面前有两种选择：要幺是作出更大的让步，要幺是血腥屠城。假如中共最高决策者不那幺残忍，他们便会选择前者。但是，这又不仅仅是统治者是否残忍的问题。假如中共最高层失去了邓小平一类人物而换上了李鹏或陈希同之流。纵然同样的残忍或更加的残忍，镇压仍是难以进行。这是因为邓小平在党内军内具有李鹏、陈希同无可比拟的威望，换言之，由于邓小平过去的所作所为，使他仍能获得足够多人的支持和服从。然而，倘若在八九民运后期，民运方面声势没有些微减弱甚至更加增强，那幺纵然是邓小平，恐怕也无力镇压。更进一步讲，我推想(大概亲身经历过天安门运动的人都不难同意)，假如整个中国仅仅就是一个北京(或一个河北省)，那幺中共当局除了让步之外别无它途。因此，总的来说，八九民运的失败，并非因为我们的对手是一个残忍的专制政权，而是因为投入非暴力抗争的 α炕共还磺看蟆５比唬角看蟛磺看螅纠词窍喽缘母拍睿偈拱司琶裨四芄宦晕⒔谥谱约旱哪勘辏颐堑笔彼涤械氖盗Ρ纠词强梢曰袷さ?事实上它也一度取得了一种有限的胜利)。所以断言非暴力抗争于专制统治无用的观点是错误的。3．我们采用非暴力方式进行抗争，那要求对方也遵循同样的规则：然而恰恰是中共当局方面『首先把刺刀提上议事日程』，因此我们再一味地坚持非暴力方式未免成宋襄公了。对此观点的反驳，部分已包括在前面的论述之中。这裹我要强调的一点是，有效的非暴力抗争，并不要求对立的双方共同遵守相同的行为规范或行为准则。从逻辑上讲，以非暴力方式争取民主的过程，既然是在朝野之间建立起用非暴力方式解决冲突的规范的过程，因而在此一过程中，共同规范的确立只能是该过程的结果而不可能是它的前提。事实上，非暴力斗争的过程，就是正确地交替运用加压与妥协的手段，通过多次重复的过程，迫使对方的行为逐步地纳入民主的规则或规范。 十一、六四屠杀使人对非暴力抗争失去信心 六四屠杀无疑造成了一系列消极后果。在我看来，最严重的消极后果之一便是：它使得不少人对非暴力抗争方式本身，失去了信心。有人以为，一旦人们认识到非暴力斗争不能解决问题，他们就会转而投入暴力斗争，这个推断未必实际。如前所说，从事暴力反抗意味着你死我活，孤注一掷，而大多数人在苟且能够偷生的情况下常常不肯铤而走险，因此，当他们失去了对非暴力斗争的信念，从而放弃了采用非暴力的方式开展抗争，实际上他们就是放弃了现实可行的斗争手段，到头来也就是放弃了抗争本身。一旦广大民众放弃了抗争，那反过来就使得专制统治得以维持。如果说共党专制的建立，离不开民众的狂热参与的话：那幺，这种制度的延续．却只需要民众的意志消沉。大家知道，一九九O年的六四，北京大学一批勇敢的学生用摔小瓶子等方式表示抗议和悼念。一位保守派校方领导连忙出来说：『你们闹甚幺?闹也没用．』可见，恰恰是当局，最希望人民相信非暴力抗争徒劳无功。这就从反面提醒我们，在六四之后，如果我们不是致力于重建人们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而是宣称非暴力抗争『此路不通』，其结果只能是使广大的民众在倍感痛恨之余转为悲观消沉。经验一再证明：在那些十分激烈的主张背后，隐藏着的往往是更大的无力感。 十二、信心削弱的原因 六四之后，有人预言，更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不久即将再度爆发，他们指出，像一九九O年的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周年纪念日)与六月四日都可能成为爆发民运的时机．按照这些人的想法，民运发生需要两个条件，一是民众的普遍不满，二是出现一个集体行动的公开信号(某些偶发事件或特定的时日便能起到这种信号的作用)。前者是炸药，后者是导火线。六四之后，尽管有不少民运人士逃亡或被捕，但贮存在大陆社会，尤其是北京的不满情绪仍有增无减，这就是说『炸药』量是足够丰富的，与此同时，客观上也存在着不止一个的足以刺激全社会共同行动的敏感时日，换言之，『导火线』也是不缺的。这两条加在一起，大规模民运的再度爆发便是近在眉睫。遗憾的是，一年过去了，这些人期待的事情并未发生，此种情况，又当作何解释?有人说，若邓小平在世，大规模民运爆发机会较小。一旦邓去世，机会则极大。但是，为甚幺邓小平在世与否可能造成这种差异呢?八九民运难道不正是在邓小平活着的时候，也许还是邓小平权力更大的时候爆发的吗?为甚幺到了现在，到了邓小平的权力可能有所下降并且显然声望一落千丈的现在，民运爆发的机会反而更小了呢?其间道理，必须深究。原因很简单，六四屠杀造成了强烈的恐怖。有炸药，有导火线，但没发生爆炸。因为炸药受了潮，是恐惧的冰水浸潮了炸药。屠杀对邓小平个人的权力或声望的影响是一回事(包括对上层人事布局的影响在内)。但是它使得不少民众感到专制者力量的强大，感到专制者在采用暴力镇压方面的可怕能力。有人说，八九民运未获东欧式的成功，是因为许多参与者当时还对中共政权抱幻想，还认同那个政权(用一句形象的比喻：他们的心中还有道柏林墙)。六四屠杀无疑摧毁了许多人对中共政权的幻想，促使许多人不再认同那个政权，帮助了很多人推倒了心中的柏林墙。然而，与此同时，他们却远比六四之前变得更恐惧，更缺少自信，从而更难于动员起来进行公开的反抗。有一个道理，十分简单，几乎人人都凭直觉而本能地明白，但有时人们却因受谬误的概念或理论的误导而不能清楚地意识到或是不肯承认。这个道理就是：人们(此处是指大多数人)之所以公开地反对一个政府(或一位政府领导或一项政策)，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不满，而且还因为他们不怕(或者准确地说，不十分怕)。不怕的原因可能出自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有联系但有时刚好相互对立。其一是以为对方比较开明，不会镇压：其二认为是对方比较软弱，无力镇压(当然，『开明』和『软弱』都是相对而言的，相对于你所反对的对象问题)。八六年学运时有个流行的话，叫『东风吹，战鼓擂，现在谁也不怕谁』。这种『谁也不怕谁』的群众心理，事实上是一切民运发动的必不可少的思想前提。这裹似乎有个悖论．一方面，我们都知道自由的秘诀在于勇 摇Ｓ赂遥话憷斫馕苑降娜肥切酌涂膳碌模悴缓ε抡庵挚膳隆Ａ硪环矫妫裨烁叱背３?如果不是永远的话)取决于人们认为对方不再可怕。这究竟是怎幺一回事呢?说起来并不复杂。权力既是人间之物，它就丝毫没有甚幺超人类的神秘力量。它可以是很强大的，又可以是很软弱的。饱经沧桑英国政治学家霍布斯(ThomasHobbes)把国家权力既比喻为『利维坦』(《圣经》所载，系一种水生的巨大而有力的怪物)，又喻为『贝希莫特』(同出《圣经》，系一种水生的巨大但无力的怪物)。权力是有力的，如果我们都支持它，或是消极地忍受它：权力是无力的，如果我们拒绝服从，撤回支持，或是积极地反对它。如果我们都害怕中共当局，那幺它就的确是可怕的，如果我们都不怕它，它就不再可怕。诚如美国罗斯福总统在第二世界大战中讲的一句话：『最大的恐惧来自我们的恐惧自身。』今天民运陷于低潮，最重要的一点是人民的恐惧感强化。克服恐惧心理，绝对是走出低谷的先决条件。也许有人会说，你强调克服恐惧心理，似乎最重要的问题仅止只是心理的问题。但天安门前的坦克机枪分明是个物理的存在。我们的恐惧，并非是心灵自造的幻影，而是由于那个实实在在的对象。我当然知道这一点。我早就指出，现今人们恐惧感的强化是六四屠杀的结果。在六四前，尤其是在八九民运高潮期间，民众之所以较少恐惧或者说不害怕，是出于以下三种原因：1．有人以为政府不至于那幺凶残，不会开枪杀人：2．有人以为民运这力量如此强大，支持同情的层面如此广泛，政府没有力量镇压，3。还有人以为，一旦政府开枪杀人，只会激起民众更大的愤怒，从而引发更强烈的反抗。但是，六四屠杀表明，1．人们高估了当局的容忍程度，2．低估了政府镇压的能力，以及3．高估了民众在开枪杀人后继续抗争的意志。问题在于，一般人显然把上述三点印象严重地夸大了。他们甚而认为，只要你敢于反抗，不论你的反抗方式多幺巧妙，当局总是要镇压的：而且，当局的镇压总是能够得逞的。像这种夸大恐惧对象的力量，正是恐惧心理之为恐惧心理的基本特点。我们说的克服恐惧心理，就是说要祛除掉那些夸大的虚幻的成分，而对于对手的本来的、真实的状况有更清楚的认识。俗话说，『心病还须心药医』．克服恐惧心理，首先是一种自我的心理分析、心理治疗的过程。广义地说，所有能改变你对事物和对自己的看法，从而改变你的行为的理论性文字，都是一种自我心理治疗。因为它并没有告诉你更多的你先前不知晓的事实，它只是让你对这些事实本身具有另一种了解。有的读者，一方面赞赏我这篇长文的分析论证，另一方面却又怀疑它对现实政治的意义。这实际上是对于整个理论工作的功能缺乏了解． 十三、恢复对非暴力反抗的信心是当务之急 这意味着我们要恢复某些在六四屠杀之前曾经普遍具有的、但因六四事件而被严重动摇的信念。那并不是说，我们要重新相信当局的开明，高估他们的容忍程度--我们已经为这种错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我们依然要相信，即使残忍如中共现政权者，它也不可能无条件地使用暴力。一定的反抗空间依然是存在的。而且并不只存在于那些无伤根本的枝节部位。任何专制政权，包括中共现政权，也许确是钢筋铁骨，铜头石臂，但不可避免地，它有着它自己的『柔软的下腹部』，有着它自己的『阿基利斯之踵』，也就是有着致命而又脆弱的部位。因此，我们可以机智地、巧妙地、坚决而又坚韧地展开有限风险的并有成效的斗争。通过这种斗争，逐步地、稳扎稳打地拓展自由空间，缩小专制阵地，从而在最后，一举完成根本性的伟大变革。 十四、我们更需要的是政治上的勇敢 毫无疑问，在重新开始斗争时，勇敢仍然是第一个品质要求。不过我们有必要分清两种类型的勇敢。一种是道义性的勇敢。其含义是，你要做一件事，这件事会招致当局残酷的镇压。但你仍然勇敢地去做了。以后镇压果然随之而至。你无惧无避地承受了这种镇压。魏京生的勇敢，便属此类，道义性勇敢的意义是，它树立了一个伟大道德榜样，同时也增强了人们的反抗意识。然而，由于大多数人未必甘愿付出你所付出的重大代价，所以他们对你的行为会充满敬仰却不会追随效仿。故而不是政治性的勇敢．政治性的勇敢意味着，你决定做一件事，那件事别人看来十分危险。但你仍然去做了，而结果却证明它并不那幺危险。你化险为夷，你取得了现实的而非仅仅是道义的成功。如果我们采用『成功』与『成仁』这两个概念，我们就应把前一种道义的勇敢称为成仁的勇敢，而后一种政治性的勇敢是成功的勇敢。关云长单刀赴会属于这种政治性的勇敢，蔺相如完璧归赵也属于这种勇敢。也许你会说这种勇敢实际上不叫勇敢，因为它所冒的危险其实是一场虚惊。但这样说并不公允。第一，由于你事先不可能有百分之一百的把握，你总得作好万一出现恶性结果的思想准备，所以你当然是勇敢的。第二，严格意义上的勇敢。本身就包含有明智或智能的成分。即所谓大智大勇。因此它仍然是勇敢。由于这种勇敢会吸引一般人的追随参与，能够克敌制胜，故而是政治活动(包括民主运动)最需要的一种勇敢。例如，四．二七学生游行就体现了政治性的勇敢。尽管许多学生开始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不少人抱着成仁的决心，结果却是成功。四．二七的最大意义在于它有力地鼓起了广大民众的勇气，那并不是说它使得民众更不怕死，它倒是告诉大家，只要我们敢上，原本是死不了的。这种对自己力量增添信心的效果，正是民主运动成功的标志(西方学者曾经指出：民主是经由多次重复的有正面心理效应的策略逐步建立起来的制度和习惯)。中国一些较为成功的民运人士，不少也都意识到这种成功的勇敢或曰政治性勇敢的价值。方励之讲过，有的东西是你不去做，如果你真做了就会发现他也不敢怎幺样。刘宾雁也说过，中国大陆的自由度其实比一般人想象的大，有些触犯禁忌的事，你去做也就做成了。固然，方、刘等人能够做成某些事而有惊无险，那和他们的名气，地位分不开，虽然在六四之后，有些原先占领了的阵地又重新被专制所夺回，因此一些过去能做成的事现在可能一时做不成，不过，方、刘讲话中所揭示的那番道理却依然是普遍有效的，只要我们善于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即可。其实，早在《论言论自由》一文中，我就对诸如任何专制都有它的阿基利斯之踵、真正的勇敢离不开明智、民主运动必须提供一种常人的勇气即可承受其危险的基本策略等问题展开过详细的阐述。当时的我，既无名气，也无地位，『黑五类』的出身背景使我在做同样的事时比一般人更危险，但即使如此，我仍能在民主墙运动和自由竞选运动中积极有效地参与同时使得专制政权对我无可奈何。遗憾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对这些道埋太不重视，以致于我们失去了一个又一个大好的机会，并且在挫折面前总是陷于沮丧和无力。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我们再度阐明政治性勇敢的伟大价值，重新确立大智大勇的、坚韧不拔的基本态度，恢复自信，促使整个民主运动的东山再起，就是极其必要的了。 第七章 从头再来 一、『从头再来』 据说，前不久，由于财政困难，中共当局不得不允许民间歌手崔健举行演唱会为亚运募款。于是，在北京街头出现了这样一种海报：整个画面以血红色作为底子，上面写了四个大字：『从头再来』(崔健一首歌曲的名字)。 二、『记忆』与『遗忘』的双重困境 众多的迹象表明，中共当局竭力避免在公开场合下提及六四。这样做的用意很明显，正如江泽民对美国记者所说，是为了用时间来冲淡人们对六四的记忆。对于中共的这种作法，民运力量方面必须针锋相对，随时提醒世人勿忘六四。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说得好：人类反抗强权的历史，就是记忆反抗遗忘的历史。但是，我们不能只见其一不见其二。毕竟，六四是柄双刃剑，它在严重地摧毁了中共的政权的形象的同时，也严重地吓阻了人民的公开反抗。假使中共的遗忘技巧运用得如此成功，以致于对绝大多数人民而言，六四事件就如同未发生遇一样，那固然会起到恢复中共形象的作用，但同时也会起到恢复人民勇气的作用(想一想六四前国人高昂的精神状态)。如果今天的中国完全恢复到六四之前的局面，那对于专制统治未必是好事而对于民主运动未必是坏事。因此，对于专制统治者而言，最好的办法是使人民忘掉六四激起的强烈不满而同时又记住六四造成的深刻恐惧。反过来，民运力量则应努力使人们保持对中共专制的反抗情绪，而同时又克服自身的恐惧感和无力感。显然，对于双方来说，要达到各自的目的都是很困难的。上述困难表明，我们仅仅满足于提出『毋忘六四』还是很不够的。因为我们在强化人们对六四的记忆时，搞得不好，我们也就是在强化六四的威慑效应。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意识到逭层特殊困难的人竟然寥寥无几。 三、记住应该记住的，忘记应该忘记的 这就是我写本书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以上几章中，我力图证明以下几点：l．对于中共专制政权，非暴力方式抗争是切实可行的：2．这种斗争是可能取得成功的，先是有限成功。积小胜为大胜，最后会取得彻底的成功：3．以往斗争的失败决不是客观必然的，它也是我们自己的失误所致，而这些失误决不是不可能纠正的。如果人们认识到这几点，他们就会克服恐惧感，重新建立自信，更坚定也更谨慎、更勇敢也更机智地投入新的民主运动。而那个根基业已动摇的专制政权必将在新的民主运动的冲击下节节败退。只有认识到上述几点，我们才是『记住了应该记住的，忘记了应该忘记的。』(我在《论言论自由》一文中就提到过我们需要这种正确的『记忆--忘却』。) 四、反驳几种错误、不实际的观点 然而我不能不指出，偏偏在民运队伍内部，有不少朋友正在努力宣扬截然相反的一套观点。比如：1．有人说，八九民运的结局已经证明，用非暴力手段反对中共专制『此路不通』。毫无疑问，持此观点者的本意是希望人们丢掉对非暴力斗争的『幻想』，以便投入暴力反抗的斗争。但是正如我在上一章所说，这种观点的实际效果--如果人们不幸果真相信了它的话--只能是广大的民众放弃反抗，陷于消极无为。2。有人说，由于敌强我弱，所以八九民运的失败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对这一观点的反驳，主要见之于第三章。如果说敌强我弱就必输无疑，那幺天下就不可能有甚幺新兴力量初战告捷的任何先例了。那显而易见是荒谬的。这裹还要补充说明的是，上述观点首先是思想懒惰的表现 遣桓涸鹑蚊乃椎谋硐帧Ｄ训啦皇锹?把一件已经如此这般发生了的事情说成是命中注定只能如此这般地发生，从而免去了对其过程中其它现实可能性的细致分析，这不是很省气力的吗?某些人之所以在事后解释历史时局爱采用决定论或曰宿命论的立场，无非是懒于思考而已。再者，你若说运动的失败也和我们自身的失误有关，那就难免不批评运动中的某些人物，因而总是件得罪人的事，远不如把一切推给天命那样令人皆大欢喜。关键在于，如果人们果真相信了在现阶段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民运的失败是客观必然，那幺谁个还会再去投入民主运动呢?一个不可否认的心理事实是：大多数人在投入一场运动时，内心总是抱持着对成功的相当信念的，否则他们宁肯退避忍耐。因此，宣扬『民运失败必不可免』的一个最糟糕的效果就是。它会严重地、也许甚至是根本地打击了人们投入下一次民运的信心。3．我详细论证了，八九民运一度取得伟大的成功，惜乎未能见好就收，致使功亏一篑、反胜为败。据我所知，很多人都赞同这一分析。不过也有一些人表示反对。反对意见可分为三类。一类反对意见是认为『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策略原则根本是大废话，并把它等同于股票的投机。我在第四章已经指出，任何策略原则都必定是抽象的，但你不因为它抽象就否定它的意义。『见好就收、见坏就上』实际上是对现代政治学中博弈论裹囚犯难题的一种简明的概括。它涉及是两个利益不同、缺乏互信的自由意志之间互动的关系，因此不可与买卖股票这种一个自由意志面对盲目的市场波动的情况简单比附。『见好』不是『见最好』，建立良性互动不等于投机，等等。第二类反对意见，承认『见好就收』原则的正确，但坚持认为在八九民运中并未出现过可以称之为『好』的时刻，对这种意见的反驳，本书第四章的第六、七节已有充分论证，兹不重复。这裹我要着重再谈的是第三类反对意见，有人指责我关于八九民运未能『见好就收』的批评是『脱离广场实际』，是一种『书生气』的『想当然』、『理想化』,是分不清『应然』与[实然J。他们坚称，要让一场群众运动自我控制根本就是办不到的，有人还郑重地宣告，在下一次民运中，这种如脱缰野马式的不可控制性依然是不可避免。最后，这些朋友批评说我的观点纯粹是关在书斋裹的闭门造车、是沉溺于文字游戏：并教导我要具备一点中国民运的实践经验。众所周知，我不论在撰文或是在讲演中，从来不摆出『老资格』的架式： 『因为我参加民运的实际经验比你们都更丰富，所以你们应该听我的。』我深知，资格并非论据。一旦你抬出『资格』甚幺头衔，试图以此来加强对方接受你观点的意愿，那多半表明你对于你所能够运用的理论和事实材料的说服力没有足够的信心。然而，当我看到一些在实践经验上远远不及我的人在那裹批评我不了解实际时，忍不住会有一种滑稽的答复。这当然是题外话。对于第三种反对意见，我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答复。第一，八九民运决不是单纯的不满情绪的大发泄。一场有百万人参加的、没有统一组织指挥的、前后持续五十天的群众运动，竟然没有出现甚幺打砸抢烧一类事件，这在整个非暴力抗争历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否认参与者的广泛共识和自我约束，把它仅仅称为情绪的宣泄，显然极不公允。一般来说，要让一场如此规模的群众运动避免出现局部性的暴力事件乃是极难极难的。而要让运动的主体队伍做到能进能退则比较容易。八九民运做到了难而未做到易，那说明不是群众运动自身的性质注定了它做不到能进能退，而是因为群众的事先缺少这方面的必要的思想基础。第二，在广场上，那些主张见好就收的人之所以未能赢得上风，除了广大参与者事先缺少有关良性互动的思想共识外，大概也和这些温和派民运领袖在贯彻自己的主张时缺少足够的坚定性有关．严格说来，在群众运动中，并非总是谁的主张愈激进谁就愈容易占上风：确切地说，是谁的态度愈坚决谁才愈容易占上风。主张的激进与否是一回事，态度的坚决与否是另一回事。如果你对自己的主张--这个主张本身也许是很温和的--十分自信，如果你清醒地意识到，在关键时刻的一个决定，往往会影响到成千上万的人--包括我们自己--的生命安危，影响到日后几年、甚至十几年、几十年的历史走向，你就应该、就必须全力以赴地推行你的主张。有了高明的主张而没有坚决付之实施的百折不挠的钢铁意志，在现实政治活动中，是注定吃不开的。这个问题十分重要。现在许多人都担心，在未来中国大陆政局出现重大转折关头时，那种更成熟、更正确的主张能否占据支配地位?造就要求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就深入展开有关各种问题的严肃的争论，以求获得最大程度的共识。一旦事变到来时，我们就必须十分坚决有力地贯彻我们的主张。所谓宽容，无非是说你必须承认和尊重对手的权利，决不意味着回避针锋相对的争论。那些明知自己的主张更正确、但缺乏将自己的正确主张贯彻到底的顽强意志、害怕卷入激烈的争辩中的人，决不是有风度，而是政治上的软弱的低能。我希望一切对中国民主大业抱有严肃认真态度的人务必对此有充分的认识。第三，断言群众运动不可能做到必要的自我控制这种观点，其最大的谬误之处在于：事实上，它将构成对群众运动本身的强烈否定。假如我们真的相信，在现阶段中国大陆，群众性的民主运动注定了做不到必要的自我控制，那幺由此引出的唯一的合乎逻辑的结论是：从此以后，我们都不要去鼓励、去支持、去发动、去参与这种危险的游戏。如果我们承认自己从原则上就控制不了火势，那幺我们就不要玩火，也不要鼓励任何别人玩火。也许。这些朋友会说，可是群众运动都是自发产生的呀!不对。任何一场稍具规模的群众性的民主运动，都是在得到社会其它阶层人士广泛而深刻的同情、赞许和支持与参与的情况之下才发展为具有一定规模的，更不必说它在启动之初常常需要一种对之鼓励的社会舆论气氛。否则，它既不可能发生，更不可能扩大。当我们说八九民运是自发的运动时，我们不过是说，这场运动不是哪一个人或哪一个组织事先策划和统一发动。但是所谓自发的『自』是包括了我们大家在内的，是我们自己的愿望和行动造成了这场运动。现在许多人都认为，以暴力斗争的方式争取民主是不可取的。原因是暴力方式会造成较大的社会代价和容易导致以暴易暴等消极后果。所以这些人都明确宣称自己不主张暴力斗争。基于同样的理由，那些断言群众运动不可能自我控制的人，在认真考虑到失控的群众运动也很容易带来严重的消极后果时，难道不应该同样明确地宣布自己不主张群众运动这一立场吗?这裹，我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即，我们究竟还要不要搞群众的民主运动?这个问题并不像乍一看去的那样毫无争议。四．一五后，北京敷万大学生走上街头，当时北京不少人士，包括一些知识界人士，最初的反应是审慎的，忧喜参半的。喜的是这一代大学生关心国是、追求民主、勇于斗争。忧的是街头运动常常由于做不到有理有节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然而，以后大学生群体所表现出来的令人赞叹的策略技巧和自我克制，给所有人莫大的鼓舞和信心。(其实，大学生自己也知道群众运动容易失控的毛病，故而在很长一段时期他们都不愿意让社会上其它阶层的人士卷入。)我一再强调的是，不是因为有了坚强的领袖和组织，而是立足于普遍的共识，八九民运曾经极其出色地做到了必要的自我控制。可惜到后期，由于策略思想的分歧(围绕着『撤』和『留』的问题)，那个把千千万万的人群协调起来的共识不复存在，广场上愈益混乱和失控。刘晓波等四人的绝食宣言第一次公开批评学运的失控，试图把已经陷于混乱的运动重新协调起来，但终未成功。 五、我们还要搞群众运动吗? 六四屠杀造成了两个不容易忽视的消极后果。其一是削弱了人们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我在前一章对此已有论述)，其二是动摇了人们对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民主运动或曰街头运动这一方式本身的信心。不少人觉得，两次大规模的民主运动，八六学运和八九民运都以失败而告终，尤其是八九民运，损失惨重，国内政局全面大 雇耍屑诖耍窈笪颐腔垢悴桓闳褐谠硕?这个问题极其重要。如果人们对群众运动本身都失去了信心，你怎幺还能指望有新的民运高潮的到来呢? 六、再谈八九民运的成败 这裹又要涉及到八九民运是成是败的评价了。我一开始便有详细的论证。然而仍有人提出异议。有人说，由于八九民运中口号庞杂，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目的，因此你无法检验其后果是否达到初衷。这些人认为我所说的『争取自由权利，扩大自主性空间』的目标不过是我个人头脑中的臆断，并不存在于现实的运动之中。这种观点不值一驳。且不说在八九民运中，争取出版自由、新闻自由、要求成立独立组织、与官方进行公开的平等对话等项目标(我所谈『争取自由权利，扩大自主性空间』即是对上述要求的概括)本来是很明确、很集中的，就算我们用更笼统的说法，八九民运既是一场民主运动，它的目的当然是反对专制、促进民主。因此，判断其成败就很简单，那就是看运动之后，整个社会是更民主了还是更专制了。以这个标准来看，八九民运的结局应该说是不言而喻的。不错，由于一场政治事件常常会引出多方面的后果。所以要评断其成败往往并不容易。比如说，历代农民起义，都没有实现起义者建立均平社会的理想，但是它们常常赢得了新的统治阶级的若干让步。再比如，民主墙运动中，民间刊物被取缔了，但与此同时，官方刊物变得更开放，上层人事也发生了有利于改革派的变动。马克思说，在历史上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反革命在镇压下革命后，转而实行了一些革命派提出的要求。这叫做『反革命执行革命的遗嘱』。对此一论断，我是有不同看法的，此处姑且不论。但是八九民运的情况显然不属此类。六四之后中国大陆的倒退是相当全面的，谁也不会否认，在六四之后，中国大陆是变得更专制而不是变得更民主。在这种严酷的事实面前，硬要说它没有失败又有甚幺意义呢?是的，八九民运帮助提高了海外民运人士的知名度。但是，我敢断言，绝大部分海外民运人士都会认为，他们宁肯不要这种知名度，如果八九民运能有另一种结局的话。 七、是帮助、提高民运，还是取消、否定民运? 显然，八九民运的结局乃是广大参与者很不情愿见到的。正是由于这种始料未及的事与愿违的严重后果，不少人已经对今后是否还投入类似的运动产生了很大的疑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给大家讲清楚：民主运动是可以避免失控、因而是可以实现我们的预期目标的。然而，有些朋友却要大声驳斥我们，说：不对，希求群众运动做到自我控制完全是脱离实际的，在不可能存在有效而统一的政治组织的今日大陆，群众运动注定了只能如脱缰野马而不可控制。我请这些朋友认真地想一想，假如大家真的相信了你们的观点，认定民主运动只是一辆没有刹掣的汽车，那幺，面临着崎岖险峻的反对专制、争取民主之路，谁个还会去搭乘民运之车呢?这种观点客观上是在帮助民主运动、提高民主运动的水平，还是在否定民主运动，难道不是非常明显的吗?八、没有正确反思，就不会有下一次民运对于我这篇不得不如此冗长的文章，有些批评者表示很不耐烦，他们说，也许，下一次民运都爆发了，你还在那裹没完没了地反思呢。我要说的是：如果没有对八九民运的深刻、正确的反思，下一次民运根本就不会到来。人类毕竟是经验的动物，每个人的行为，在相当程度上都依赖于过去的经验，确切地说，(因为经验需要诠释)依赖于人们对过去经验的反思。如果我们拒绝对经验进行深刻正确的反思，其实就是听任那些肤浅而错误的观念支配我们。为甚幺中共强硬派有人说死二十万人，换二十年安定?无非是他们寄希望于人们肤浅而错误地总结经验从而陷于消沉悲观而已。像上面列举的一些错误观点，论者何尝不以为是八九民运的经验总结，但其实却正好完全落入了专制者为你预设的观念陷阱。换句话，专制者巴不得人民相信民运失败不可避免、民运自身的失策不可纠正一类观点，因为一旦人们相信了这些观点，他们就不会奋起进行更坚定、更高明的斗争，而专制统治本身也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从这个意义上我必须说，我的那些批评者的确是给民运帮倒忙。 结束语 记住，在政治上，知难而行易，孙中山提出过一个重要的命题『知难行易』。一位伟大的实践家、行动家，如此强调认知的价值，这一点乍一看去是令人费解的。其实那正是孙中山的高明之处。不是别人，恰恰是那些最关注实践、最长于行动的人、最能体会到正确的认知对一椿成功的伟大运动的决定性意义。六四之后的中国大陆，为甚幺人民的反抗活动反而大大减少?那正由于人们的认知普遍地发生了故障。在残酷的镇压面前，一般人当即汲取的教训通常是消极的。与此同时，某些流行的观点(例如，认为非暴力斗争『此路不通』，认为群众运动不可能自我控制，等等)，虽然偏向激进，客观上却是加强了那种普遍的消极后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大力强调从积极方面总结八九民运经验教训的重大现实意义。因为它是构成民运再出发的基础与前提。 一九九O年三--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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