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无条件地放弃暴力
-- 兼论民运的“去文革化”之必要

綦彦臣


【纵观世界历史，没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中国、如汉族更喜欢暴力的了。我们绝不是什么“礼义之帮”，而是一个嗜血如命、爱暴成性的族群。】

纵观世界历史，没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中国、如汉族更喜欢暴力的了。我们绝不是什么“礼义之帮”，而是一个嗜血如命、爱暴成性的族群。

将中国历史从春秋连至1989年的六四，其暴力规模与次数比之于历史时间（长度），结果是“暴比值”（我自创的一个术语）稳居世界第一。屠城徇地意识已经深入人心，南京大屠杀也不过是秦坑赵卒40万、项羽一怒坑秦卒（20万）的翻版或衍生物而已。

中国历史上的暴力行为最终的受害者是平民，尤在农民起义型的战争中如是。如方腊之变，杀北宋人1／18；张献忠之克襄阳制造“残城”（男人去右臂，女人去左臂）；毛泽东之夺东北，不许城中饥民外去就食，凡此等等。

尤以毛氏嗜暴成性，以人为馑饥、挑起平民互斗，致死之人数超过抗战、内战死亡人数总和。1989年六四的血腥无疑也是中国人性黑暗的再暴露，它成了许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内心的国耻日。

知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时至今日，中国所有对未来负责任，愿正视历史的人，都应认同无条件放弃暴力的原则。

我们不仅要反对“非法暴力”，也要反对“合法暴力”，即导向无条件和平政策。坚决反对以任何借口动用军队，对内对外实施攻击，包括所谓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之于台湾问题，我们有以制度统一为条件的政治统合，“武力解决”是个伪问题。

无条件地放弃暴力，被海外民运的某些人（或派别）认为是“帮凶”主义、“吹鼓手”主义。这种倾向很危险。它本身比中共的专制更能妨碍中国的民主化；更狭义地说，这至少是一种“文革情结”。

这类种“文革情结”以徐水良先生的对“伪改良”的五条批判为代表（见《争鸣》十月号），其中尤以第一条与第三条值得严肃商榷。

第一点，淆了和平革命（演变）与暴力革命的界限。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被冼岩定义为自由主义极右翼的我）没有人反对颜色革命。

要知道最早的政权和平更迭意义上的颜色革命是发生在中国的。公元1世纪初尚黄的王莽以和平方式代替了尚红的汉刘。没有使用暴力，达到了政权更迭的目的。虽然说新王在制度上没脱开汉刘的框架，但毕竟是最成功的和平演变。

但是，纵观中国史，自王莽和平演变成功之后，曹魏之代东汉，司马之“如汉魏故事”以及袁世凯之代清，都算成功。不过，不幸的是，颜色革命即和平演变之后总有暴力冲突。如新王之亡于刘秀集团，袁世凯（本可君主立宪）之亡于革命党，等等。

中国在世界现代政治文明的时空内，显然是很落后的。现在必须的路径是在最小的社会成本约束下，排除大规模社会暴力。并且，利用民主力量化解社会矛盾并不能定为“中共的帮凶”。如果仍如“凡是敌人拥护的，便是我们反对的”那一套毛式思维对待中国的民主化，那才是真正不幸。于此，民运（我喜欢dissent而不是movement）本身首先应该完成“去文革化”，再来谈领导中国的问题。

与第一点相关，批判传统文化与颠覆历史，也不是“为共产党开脱罪责”，实在是一场民族精神刷新运动。任何一个在历史方面浅薄无知的政治领袖或其集团，都会给国人带来灾难。毛泽东素以精通历史自诩，并鼓吹“劝君莫骂始皇帝，中国百代行秦政”，但他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秦之暴虐，很快毁了自己。（隋又以完全版的形式重复了秦兴秦亡）。之于秦的批判，他何以独不知1935年，夏曾佑先生就说：“中国社会自秦至今二千余年，犹一日耳。”的论断。更具讽刺意义的是，毛于早年（如1921）抨击中国历代王朝为“窃得之国”，而鼓吹英美为人民之国，何以到了建国之后，自己变成了“窃得之国”的皇帝呢？

如果我们有国际比较眼光，研究一下利比里亚国家案例，也不难发现：一群具有民主思想的人，最后建立了一个独裁国家。之于中共，也不例外，它确定是中国几千年专制文化的受害者。没人相信“平反－制冤－再平反”的逻辑是中共自身愿接受的，但一切为了统治权的文化习惯，让它难以走出历史迷宫。如果以无爱（即不宽容）之心对待中共，其结果还是重演中国历史上的怨怨相报。改造不了中国文化刻毒的仇恨基因，细谈革命手段实无必要。暴力革命也尽可选择，结果是整个国家陷入一场“链猎圈”。暴力革命的成功者成批地镇压“中共残余”，“中共残余”的残余拿起武器开展游击和恐怖活动……

徐水良的革命激情与逻辑判断，本无可厚非，但在缺乏对中国历史进行深刻反省条件下构筑的理论实在是苍白的。甚至说，徐水良的理论基本上还是“文革化”的东西，所以“帮凶”、“吹鼓手”术语也用之得心应手。

这本身就是一种值得反省的现象。

作为一个学者和遭受过中共监禁的人，我对中共并不抱十足的幻想，但也从未放弃过它可能选择民主的希望。

对我们来说，民主是一种道义追求；对于他们来说，也许是无可奈何的选择。

不是我的盲目自大，也不是我必以宗教情怀对待中共，但在实质上，它的确是那位挥霍光了自己应得财产的浪子。是否回头，由其自决，但一旦回头，整个社会就该接纳，而不是审判。至于专制主义是否可导致民主改革即社会进步，是一个还不能完全否定的问题。马克•拉伊夫在Understanding Imperial Russia一书中，就曾确认“专制主义国家带头创造一个更有活力、更能合理开发资源的社会。”现在的中共迫于国内现实，逐步显示民主改革的意图，并不完全是作秀，而是试图实现一种由它来掌握的社会变革，即“可控制的变化。” 我们尚有理由等待它的醒悟，同时在战略分析上，我们也该预测到以下两点：①、2008年台湾大选结果。如果马英九上台，大陆由执政党主导的民主－－或者称亚历山大二世式的“良心政改”会出现。如果台独系上台，情况则相反。但。这一点预测并没考虑2008年时底层社会抗议活动对制度体系安全的影响。②、2011年，胡温连任两届的中央委员会（一般不会出现出局现象，连任应无问题），面临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必然会考虑制度体系的安全系数及置换的可能。此外，我们也应当看到人事变动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另一种变化，那就是中共的人力资源构成正在发生变化。届时，我们也许能看到一种“反利比里亚国家式”的案例：一群由专制主义提供政治资源的人成为中国民主变革的主体。

这不是什么一厢情愿，也不是空穴来风，我们应当承认：现代西方政治伦理如康德、罗尔斯、哈贝马斯的政治道德观终究会影响一大批社会精英分子，如中共体制内的海归派。

良心与知性的统一是考验每个政治人物的重要标准。难道赵紫阳去广场之前没有人攻击他的家族有人搞官倒吗？而他去了广场之后，让良心告别了自己的历史，也得到了人民的原谅。
可以相信耀邦、紫阳不是良心的绝版！

最后，附带地讨论一下农民问题。水良先生提出“伪改良”蔑视农民，实在是一种太过武断的说法。与国外那些坚持革命信念的人物相比，国内不少持有温和改革观点的人都深入地作农民方面的工作。维权人士，也不怕风险，进行顽强、理性的抗争。倒是国外的民运特别是那些基金，没有一个是帮助中国农民之面目出现的，更无从谈起对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变化趋势的研究了。在我近期完成了为时一个月的农村政治考察后（观感已写完），想进行自发雇工与农村社区模式的研究，特别判断自发雇工与社区模式如何影响未来的民主操作（如投票）时，检索了一下海外民运基金是否支持该类项目，结果全为空白。

这样的项目肯定不会得到海外民运基金的支持，因为它们只关心宣传意义上的政治造势。我很担心：既便有朝一日，他们得到了治理中国的权力，又将如何把工作做好。

--------------------------
原载《议报》第2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