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学生火烧赵家楼和殴伤人，一些学生被捕之后，梁也很气恼当 局，赞赏学生的爱国精神，但他对社会各界运动‘不经审判而保释’ 却有一点不同看法，说他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由检厅去提起公 诉，审厅去审理判罪，学生去遵判服罪。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 行为，也不能横行，不能说我们做的事对，就犯法也可以。梁漱溟认 为这种状况恰恰是一种专顾自己不顾别人的毛病所致，是几千年的专 制养成的习惯，即除了仰脸的横行和低头的顺受横行，再不会事事持 自己的意思而又同时顾及别人的意思。国民的这个毛病不去掉，绝不 能运用现在的政治制度，更不会运用未来社会改革后的制度。”

“5．4”运动发生的当时，梁漱溟“不能说我们做的事对，就犯法也 可以”的持平之论，几乎是完全孤立的，直接参与“5．4”运动的几 名《新潮》社成员，甚至于给梁漱溟寄来匿名信，警告他今后小心 些。有趣的是，几年之后，已经在中国文坛举足轻重并且已经兄弟失 和的鲁迅和周作人，不约而同地对“5．4”运动进行了秋后算账式的 反思和清算。

1924年5月13日，周作人以陶然的署名致信《晨报副刊》编辑孙伏 园，题目就叫《一封反对新文化的信》。信中针对北京大学一名杨姓 教师因与不认识的女生通信而被揭发、被革职的事件发表意见，说是 “中国自‘5．4’以来，高唱群众运动社会制裁，到了今日变本加 厉，大家忘记了自己的责任，都来干涉别人的事情，还自以为是头号 的新文化，真是可伶悯者。我最厌恶那些自以为毫无过失，洁白 如鸽子，以攻击别人为天职的人们，我宁可与有过失的人为伍，只要 他们能够自知过失，因为我也并不是无过失的人。”

1925年8月10日，周作人又在自己编辑的《语丝》周刊上发表《代快 邮--致万羽的信》，再一次反思“5．4”运动：“‘5．4’运动以 来的民气作用，有些人诧为旷古奇闻，以为国家将兴之兆，其实也是 古已有之，汉之党人，宋之太学生，明之东林，前例甚多，照现在情 形看去与明季尤相似；门户倾轧，骄兵悍将，流寇，其结果??总之 不是文艺复兴！”

1925年5月10日，鲁迅在自称是“我的对于女师大风潮说话，这是第 一回”的《忽然想到（七）》中，对自己当年没有表现出丝毫作为的 “5．4”运动，也来了个秋后算帐：“我还记得第1次“5．4”以 后，军警们很客气地只用枪托，乱打那手无寸铁的教员和学生，威武 到很象一队铁骑在苗田上驰骋；学生们则惊叫奔避，正如遇见虎狼的 羊群。但是，当学生们成了大群，袭击他们的敌人时，不是遇见孩子 也要推他摔几个筋斗么？在学校里，不是还唾骂敌人的儿子，使他非 逃回家去不可么？这和古代暴君的灭族的意见，有什么区分！”

随著女师大风潮汇入国共两党共同组织的大规模的政治示威活动， “5．4”运动中“打伤人和烧房子”之类的过激行为再度发生且愈演 愈烈，最终导致段祺瑞执政府枪杀示威群众的“3．18”惨案。对 “5．4”运动以来发生在青年学生和示威群众一边的“以攻击别人为 天职”的“古代暴君”行为提出批评的周氏兄弟，反倒自己充当起了 “以攻击别人为天职”的角色。周作人为压倒打垮自由发表言论的陈 西滢及《现代评论》派同人，不惜拿骂女学生“叫局”和接收章士 钊、段祺瑞1,000元钱之类查无实证的“流言”大做文章；为了替许 广平等人说话办事而付出免职代价的鲁迅，甚至于不承认“公理正 义”最低限度的普世性，理直气壮地把恐怖原始的“党同伐异”，也 就是周作人所说的“门户倾轧”，直接运用于文字论争：“我常说， 我不会批评，我只能说自己的话，我是党同伐异的。的确，我还没有 找到公理或正义。就是去年和章士钊闹，我就不挂什么‘公理正 义’，什么‘批评’的金字招牌。那时，以我为是者我辈，以章为是 者章辈；即自称公正的中立的批评之流，在我看来，也是以我为是者 我辈，以章为是者章辈。其余一切等等，照此类推。”（《集外集拾 遗补编．新的世故》）

与周氏兄弟的表现截然不同，被他们攻击压倒的陈西滢们，恰恰象 “5．4”时代的梁漱溟那样，是提倡“不能说我们做的事对，就犯法 也可以”之类公理正义和法制精神，或者说是提倡西方现代先进文化 的代表性人物。

“3．18”惨案发生后的第2年，一度合作的国共两党发生分裂，酿成 一场更为血腥的清党运动，为中国社会的内战内乱埋下更大的伏笔。 1949年之后，全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落到实处也偏偏是翻身压别人 的“阶级斗争为纲”，西方传统的以和平抗议争取正当权益的“公民 不服从”，在中国本土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

〔原载2003年第7期《社会科学论坛》，收入刘洪波编选《2003年中 国杂文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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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社会科学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