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处都是大而难看的楼房。由于数十年的盲目建造，大上海是大陆专 制制度下的典型城市：杂乱、拥挤、无序，污染严重、建筑劣质、规 模畸形、缺少美感。

到了上海站，和民运斗士戴学武通了电话。我们约定了一个地方，不 久他就来了。那地方有几个行人往来，但是我们双方凭一种直觉，20 米外，相视一笑，就确认对方是共同奋斗的朋友了。

学武身材高大，一付北方憨厚汉子的摸样，戴付眼镜，谈笑豪放爽 朗。他开着一个旧的小面包车，只值几千元人民币。这个车子是他的 谋生工具，专门为几个富人家庭接送孩子上学放学。

中途接送了一个孩子之后，他带我到了他的家。他是和一个哥哥合住 的。那套住房也很老旧，只是，他的房间，还算整洁。这是他和他太 太的新房。房间的使用面积不超过7平方米。一张双人床、一张书 桌、一台电脑、几个挂物品的架子，是这里所有的家私。

就是刚才在车子上和在这里，我才了解到他的经历。他长我1岁， 1960年生于上海，不久就由于家庭的经济艰难，被送到故乡──江苏 北部盐城市江湖县的农村──生活。他的整个童年是在苏北的乡村度 过的。似乎高中也是在那里毕业。回到上海后，一直当工人。

难怪见面的时候，我就感到他象北方人，憨厚质朴，爽快外向，对人 热情，与典型的上海人毫无类似之处。原来他就是北方人。他的故乡 同样具有英雄主义的传统。三国时代，有个名将臧洪，就是他的同 乡。臧洪原来是张邈（也可能是张扬）的部将，以品德才干出众而知 名。曹操一直想网罗他。但是臧洪出于道义，誓死不降，直到战死。

学武虽然学历不高，但是他的心灵中流动着英雄主义的血液。以前我 通过网络了解到，他原来是上海的一个无线电厂的工人，很多年前， 就参与了民运。2000年，他联合几十人，向中共上海市政府请愿，要 求释放他的哥哥戴学忠。他的这位哥哥也是民运斗士。因为这次请 愿，上海警方就非常嫉恨学武，就设下计谋，陷害了他，劳教他3 年。这个时候，上海的民运斗士李国涛又联合上海几十个民运斗士， 向中共上海的市政府请愿，要求释放学武。结果，官方同样的卑污， 污蔑国涛等扰乱社会秩序，劳教国涛3年。

根据学武自己的讲述，官方陷害他的过程是这样的─

2000年5月，上海警放就警告和威胁他说：“你不要乱动，不要继续 你的行为，如果不听我们的，就办你。”但是学武继续和民运的朋友 们往来，继续为他的哥哥等遭到监禁的民运斗士呼吁。2000年5月31 日早晨，他如同往常，出门走在大街之上。不一会，一个矮个子男 子，走到他的身边，用肩膀撞他。他不予理会。那个人又双手抓住他 的裤带。他仍然不予理会。这个时候，已经接近一个小小的路边公 园，那里有不少形迹可疑的人。那个人有点恼怒了，就从口袋了掏出 一个手机，往地上一摔。接着，后面上来一个人，多半是那个人的搭 档（警察执行公务，一般都是两个人以上），从地上抢走了手机跑 了。于是那个矮个子就叫唤起来“抢劫了”、“打人了”。早已守侯 在路边的那些形迹可疑的人，也跟着起哄。其中的一些人过来就将学 武强行带到了警察机构。

后来警方企图判处他“抢劫罪”。但是，有句阿拉伯谚语说得好： “白的可以变成黑的，黑的永远变不成白的”。学武为自己辩护说， 既然你们要定我合伙抢劫，那么你们就应该将那个明明是你们的人找 出来，确认他的身份。警方因此而犯难，无奈之下，诬陷学武“寻衅 滋事”，劳教他3年。

大陆各地警方风格不同。上海和重庆，非常无赖。对待戴学武、李国 涛、许万平的诬陷式的迫害，就是例证；广东无赖而流氓，这个从广 东警方诬陷刘水和各种监禁场所打死打伤很多被监禁者，可见一斑； 北京警方掌权的都是些专制制度的忠实奴仆，残忍而卑鄙；相比，江 苏的要好些，尽管江苏警方经常无辜传讯我们，也不开传票，核实我 们的文章，象审讯一样，要求我们签名画押，以便未来随时以此为根 据，将我们再次投入监狱。这个只是阴险，但是最起码还没有象上海 和重庆那样的无赖作风。

到了晚上，学武将我送到国涛处后，就返回上海市的城里。自此以 后，我们只是通话数次。听说中共的4中全会期间，他和李国涛、杨 勤恒，都受到上海警方的非法拘禁。

学武自己也是困难户。但是，今年年初以来，他和李国涛已经节省出 万元人民币，帮助浙江、江苏、重庆的困难同道以及他们的家属。

学武是个厚重者，真正的厚重少文。当年刘邦说周勃“厚重少文”， 可堪大任。他的意思并不是说周勃没有文化，而是指忠厚诚实、信实 可靠，没有花言巧语、文过饰非、敲舌如簧、口是心非、表里不一、 阴险狡诈的那一套败坏的恶习。总之，刘邦的“少文”，指不虚伪、 不浮夸。如果将学武这样的“厚重者”，和民运中的那些“多文 者”，做个比较，我们的实际经验告诉我们，那些“多文者”，实在 难缠。他们能够给予我们的，几乎全是虚假的东西。而学武这样的 人，给予我们的，全是诚实的信息和交往。

民运需要更多的“厚重者”，也必须提防那些“多文者”。“多文 者”给予我们个人的只能是苦果，而给予民运的只能是恶果。

（2004年九月下旬于云南昭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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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民主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