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了，江泽民！任不寐 2004年8月15日，我终于顺利离开中国到达加拿大，回到了阔别近四年的妻儿身边。深夜，飞机降落在蒙特利尔机场，在一片灯海中，我看见两个孩子高高而细瘦的身影站立在候机室里，四年前在首都机场她们揪住我衣襟的一幕同时降临──第一眼看见蒙特利尔是如此模糊。一千多个日夜，梦牵魂绕，悚然茫然，隔海绝望，凭关长叹；冲破柏林墙和铁丝网，唯当感谢上苍垂顾与怜悯──除此之外，泪向谁流？ 离开北京的时候天气阴沉，细雨霏霏。这场小雨给北京增添了不少凉意，也给我的心情增添了很多荒凉。我并不愿意离开这个国家，虽然我愿意把「爱国贼」、「一夜美国人」放进自己的专利档案之中。多年来，几乎连我自己都忽略了我对这片土地疯狂的热爱，我一直想像著自己像伯兰特一样跪在网络墓地或广场之上，我妄想著以伯兰特的方式，以恰达耶夫的方式，最后以耶利米的方式为北京祈祷──而今天，我要离开这里了。这里没有任何变化，天空昏暗，大地失序，而我将一个人孤独地离开。我谢绝了所有的告别，像一个逃兵，我羞愧地离开了。想起1989年夏初我的拒绝离开，谁能理解我此时的羞愧呢？！ 在网络上看到一位朋友给我的一首送别诗，诗中有一句：「一双小儿女在天平另一端将祖国高高挑起」；谢谢这位朋友，他揭露了我内心的全部挣扎和苦痛。祖国和孩子，这是我的十字架，孩子竖立，祖国横陈，我得背起它来。这十架也是我的祝福。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做父亲和做人因祖国的缘故出现的感情冲突。这是整个时代的男人悲剧，我们被它捆绑，放在中南海的祭坛上。回首北京是我的羞愧，拥抱孩子更是我的羞愧。我（们）对不起那个国家，我（们）也对不起我（们）的孩子──她们因我们的缘故，因我们对那个国家没有承担起大人的责任，因为祖国在任何意义上已经不适合人类居住而背井离乡。我（们）在这个时代无地自容。唯当求上帝垂顾与怜悯──除此之外，家园何处？ 90年代中期以来，我在网络上从事的抵抗事业主要是以江泽民主义为对象的，因此当离开海关的刹那间，我心里带著恐惧和得意想说一句：再见了，江泽民！当然，我不过是一个小人物，本不配和主席话别，但我提醒追星世界注意：我们这些小人物一直是江泽民主义得以存在的理由之一。1989年以来，江泽民主义统治了生活。江泽民主义是对天安门事件一种特殊的记忆，而我们的抵抗是另外一种记忆。或者说，江泽民主义是对我们记忆的法西斯式的统治，同时包含著上海小市民和北京公子哥们窃国自肥的兴奋和紧张。1999年我在「权力的思想」一文中「污蔑」说：江泽民主义的统治是一种罪犯统治；当中国在江泽民稳定压倒一切的呼啸声中和江一起颤栗的时候，它剥夺了我出国探亲的自由，因此，江泽民主义同时具有黑社会的性质。我们的抵抗使「社会主义黑社会」、特别是「社会主义董事会」变本加厉，丑恶不堪。今天，我告别了这种统治。但问题还有另外一面，我也暂时告别了对这种统治的抵抗。「告别江泽民」不是一件完全兴高采烈的喜讯。 不过我仍然愿意感恩，与孩子的重逢是一种无法言喻的幸福。她们已经彻底成了外国人，几乎没有办法用中文和她们交流。在加拿大上空我也看到这个国家的资源如此丰富，而在和当地政府部门打交道的时候我也嫉妒这里的政治文明──这里没有江主席式的「政府训斥」（他对香港记者的「训斥」是国家行政精神的杰出象征）。神同样把中国交到我们手里，但那里为甚么治理得如此令人羞愧呢？我们在那里掠夺和争战，把那地搞得向所多玛一样罪恶不堪，资源枯竭；然后我们尾随著罪犯的家人逃离──没有责任，没有荣耀。谁能像朋霍翡尔一样而不是各种改正归邪的「精英」一样毅然返回「希特勒身边」呢？我祈祷神能给我这种荣耀，砰然关闭的海关大门和砰然关闭的监狱大门不是拒绝担当的理由。我要等待。 我知道，当我自由自在地享受圣劳伦斯河温暖的阳光的时候，北京的更多不为人知的朋友们却无法跟江泽民说再见。或者说，他们以一种更加绝决的方式跟江泽民再见了，那一「告别」的场面比我的逃遁更让人敬爱。我应该提醒自己在没有警察守门的这个新大陆上放言的奢侈，自由了的人们应该自动把自己的自由捆绑在北京之夜之中，捆绑在那些为自由而失去亲人的惊恐之中。没有这种捆绑，海外的荣耀首先应该是一种沉默。 我将尽量沉默在海外的自由中，一直到我能和江泽民主义捆绑在一起。在这沉默中，我感谢上帝恩赐给我家人的幸福，我并不讨厌圣劳伦斯河的阳光，我爱这一切，带著深刻的忧伤。 2004年8月19日与蒙特利尔家中 附录： 2000年冬与女儿别离 （一） 少小几多别亦难 最难一别要经年 （二） 飞断寒空合暮云 京华枯骨列高坟 （三） 南下凄凄非去时 物如人非影依稀 （四） 今夜安身何处寻 暮冬寒鸦日纷纷 （五） 孩子频频送国门 丈夫到此愧煞人 2000年12月28日旅途中 ——原载大纪元(8/19/2004 13: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