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特约记者卫君宇波士顿报导)初夏的波士顿，微凉。如约见到了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作访问学者的王有才，并在他的住所进行了访谈。一个过去只是在新闻中听到的人物，其生活、为人与所追寻实践的理想与事业，在轻松的气氛中展开了。

* 话当年

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的王有才，考入北大物理系后，起初也只是平静踏实的作他的激光研究。但对中国的命运与前途的思考，也就在那个时候开始。86年学潮时他初涉民运，89年学生运动时作为北京高校联合会(北高联)的秘书长，「6．4」之后即遭通辑。因其不大抛头露面，公安起初悬拿的照片竟是错的。后来去北大找他的相片，系里的老师不予配合，据说当时大多数的教授宁可丢饭碗也不愿说违心话，那时的北大人，还是当之无愧的。如今的北大，按王有才的说法，就是“掺进了沙子”：既得利益者闭上了口，别有用心者掌权得势。

「6．4」那天，接到在京各家医院不断打到北高联的电话，知会学生的伤亡情况，据王有才据当时根据电话的作统计，死伤人数应在两、三千人。自己的好朋友，时在天文台气象研究所读研究生的张伟华就当场被打死。接了那么多的电话，身边的人转瞬殒命，对他的震憾是巨大的，其余波甚至一直持续到今天，成为一沉重的精神负担，挥之不去。

* 为了责任

最终，搜捕者还是从浙江大学找到了他的档案照，「6．4」后几个月他被捕入狱。两年多后出来，他开始更认真的思索民主自由的在中国走向。

当他98年开始筹建中国民主党时，确有一番踌躇。那时他是杭州一大企业的中层干部，他和妻子都是年薪数万，生活优裕。取与舍间是利与义的较量。后来还是理想与承担使得他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虽稍后即为此下狱，但他至今无悔。

问到他对64印象最深处，王有才说那就是他深深认识到：专制政权很恶。他认为中国问题的根本是专制独裁，人民没有真正的权利可言，所以必须有制衡统治者权力和保护人民权利的健康机制。公民社会的成长与成熟，以及真正意义上的反对派的存在，可以促成这样的机制，这也是他创建一个反对党 --- 中国民主党的初衷。他希望能籍此搭一个平台，让民间的各种力量都能去自由交流和发声。

许多人觉得他很勇敢，向共产专制挑战。他说其实他自己也怕，勇气尚在其次，但正因为怕使得他更加厌恶这样的政权，所以由此而生的对社会和人民的不容辞的责任，才是他矢志改变它。

* 希望在民间

当谈到是否当今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已不象八十年代的大学生们那样关注社会时，王有才说不然。当年的学运，其实有点泡沫式民主的意味：组织者并无非常成熟的理念，而参与的人多是凭着一种善良的愿望和热情，对自由和民主的真正价值体现还不很清楚。

然而今天，对权利的维护和对自由民主的向往来自民间，89后十几年，江时代之窒息与压制，相比胡赵时代要黑暗得多。此等更专制暴虐的统治，使社会上的方方面面力量的利益都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变革的愿望是从草根而起，甚至共产党内部也不乏有识之士心里也明白，变革是不可避免的。他举了一个例子，说他98年被捕时，有一千多人在杭州少年宫广场抗议，很多是年轻的大学生，甚至中学生。

虽然「6．4」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噤声尤其是犬儒的知识分子群体，极大地扼杀了社会的公义和道德，但随着人们渐渐公民维权意识的觉醒，王有才所看到的，还是希望多于挫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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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大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