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湖北随州东关学校青年教师刘飞跃等543位普通公民联名向卫生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发出一封公开信，就医药行业长期存在的药价虚高等严重问题提出严正批评，并提出抑制药价、加大政府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加大对医药行业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尽快启动医院产权改革、建立和健全农村医疗合作制度等八条要求。刘飞跃和这封公开信上签名的543人素不相识，是他在随州市的街头和其他公共场所征集到的，他们中有工人、农民、学生，也有公务员和知识分子，对痼疾重重的现行医疗体制的切身体会，使他们郑重地在公开信上签下自己的姓名，这大概是国人第一次就生命权、健康权受到潜在威胁时发出的群体呐喊。为此刘飞跃化了几个月的业余时间。

2月5日，《南方周末》“民生”版以《上书国家部委呼吁抑制药价》为题采访了刘飞跃，并摘要刊载了公开信的主要内容。几天后，杭州《青年时报》刊出时评《建议及时回应“公民公开信”》（艾君），对刘飞跃等公民的壮举予以高度评论，并呼吁政府“正面、及时、负责任地公开回复这些来信，更体现对公民权益的尊重，更符合现代国家执政的理念。”同时指出《南方周末》新闻标题中所用的“上书”一词不妥，在现代社会，公民和国家机关的地位是平等的，不存在上下级关系，公民向国家机关提意见和建议是自己的正当权利，不是“下”对“上”的“上书”。

其实，刘飞跃公开站出来批评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已不是第一次。去年他就曾强行摊派征订党报《随州日报》一事向全国人大发出公开信。他表示：“工资是我的劳动所得，工资中虽有书报费一项，但也应由我本人自由支配，作为一个非中共党员，我没有订阅其党报的义务，任何人也没有权利要求我这样做。”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他对《随州日报》“采取不服从、不合作的态度：1、不主动领取这份报纸，2、不观看这份报纸。”

这封公开信虽未能在国内媒体刊出，但因为上海剧作家沙叶新在那篇网上广为流传的《宣传文化》中列举了这一例子而广为人知。正如他说的，“强迫征订党报现象在中国不是仅随州一个地区，而是全国性的。”但习惯成了麻木的人们又有几人能拍案而起，对司空见惯的痼疾发出怒吼呢？在这一意义上，正是我们的恭顺、无奈、日复一日的等待、纵容成全了这架庞大的极权机器的正常运作。作为一个中学教师，刘飞跃不可能不知道他这样做所要承担的风险。但他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对於我们看到的问题，对於我们遭受的痛苦，我们不能不行使我们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的权利。”

刘飞跃的作为使我想起了湖南邵阳因维权而遭暗杀的中学教师李尚平，想起了许多勇敢地站出来捍卫自身权利的普通公民，如杭州拆迁户的杰出代表刘进成、席传喜等，正是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普普通通的人们构成了今天中国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他们的出现足以让许多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名声显赫的学者名流汗颜。当高智商的幕僚策士、御用文人为维持现状绞尽脑汁、夜不成寐时，他们已往前走了。当今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上层的国家结构与社会的脱节、分离，随著时间的推移，这种裂痕日益加大，社会的解放自我将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刘飞跃是一位普通的青年教师，更是一位公民，他的作为，实际上为全社会作出了榜样。当越来越多的人像他那样挺身而出，行使“无权者的权力”，拒绝做一头沉默的羔羊时，春天就离我们不远了。

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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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维权：刘飞跃等543人署名致函国家部委

要求追究疯涨药价的犯罪行为

    中国人权26日发布新闻稿称，中国民间维权意识高涨，刘飞跃等543人署名致函国家部委，要求维护民众生命健康权，追究疯涨药价的犯罪行为。该信委托中国人权发表。

    由湖北省随州市教师刘飞跃起草的这封公开信，沉痛阐述了中国药价骇人听闻的疯涨，中国民众付不起昂贵的药价，患病之后不敢医治只有坐以待毙。公开信要求中国政府承担起保护公民健康生命的义务，解决医药行业与医院系统相互勾结疯抬药价，以民众的健康、生命充当他们牟取暴利的牺牲品的社会不公。公开信向中国政府提出解决这问题的八点要求，主要有惩治疯抬药价的违法犯罪、修改国家对药品的最高限价政策、加大政府对公共卫生行业的投入、减少药品流通环节、扶持平价药店和引进国外药房连锁企业等。刘飞跃本人就是病患的亲属，对中国病患有病难医的痛苦刻骨铭心。刘飞跃起草了致中国政府的公开信后，走上街头争取一般民众参与联署，并且获得了热烈的反响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参与，单单是敢於签署自己真名实姓的人就很快超过了500。(博

    刘飞跃等五百多人签署的公开信全文：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卫生部、国家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我是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东关学校一名普通教师。我作为患者家属长期与医院、医药行业打交道，对药价飞涨极度不合理深有感触。2003年下半年我利用工作之余走上街头，历时几个月征集了500多位群众签名，以便向国家主管机构反映药价问题和提出相关要求。通过这一行动我深深感到，中国医院和医药行业相互勾结，将药价疯抬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中国民众对此“药乃要命”的痛恨与无奈。

    现在医院的医生普遍多开药、瞎开药、开贵药、开单提成、收取病人红包。结果救死扶伤的医生却生财有道，部分医药代表年收入超过几十万元。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最终买单的还是患者家庭。医院巧立名目、重复收费、制假售假、坑害病人，医疗系统的问题已成为街头巷尾的焦点话题。    

    而中国的一般病患却与此形成鲜明强烈对比：他们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为活命许多人家徒四壁、负债累累。现在社会上流传的民谣是：“小病拖，大病挨，重病才往医院抬”；“好命，歹命，没钱看病不要命”；“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等等。

    看一看医药销售的实际情况，就完全可以理解民众何以对此怨恨交加：贵州

    圣济堂制药厂生产的盐酸二甲双胍片成本不足5元，政府的最高限价是46.80元。山西恒大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络血宝注射液，企业给经销商的实际供货价是2.10元,可物价部门给其定的零售价是14.50元。药品销售的环节多得难以理喻，而多一个环节无疑就多一层克扣盘剥。医药的销售环节一般有：药厂---买断总经销权的大型批发企业----全国各大片区----省级代理---地市各级代理---县乡各级药店、医药公司。

    中国人有病连药也不敢吃，中国的兴旺发达奔小康又何从谈起。国家兴旺，匹夫有责，我看到医药问题的严重和危害，不敢不说不能不说。所以我起草了这封公开信，并得到街头素不相识的542人联署支持，而他们敢於签名联署也说明了医药问题何其严重。为了阻止改变这一损害中国人健康生命的医药问题，我们全体签署的人向你们提出以下要求：

    1、修改国家对药品的最高限价政策，降低现有药品价格，降价幅度一定要让老百姓感受得到。

    2、加大政府对公共卫生行业的投入。政府对现有绝大部分医院的投入，只占应投经费的百分之十。把医药行业完全产业化，是政府推掉了不该推的责任。

    3、我们呼吁各级纪检部门、各级检查机构加大对医药行业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

    4、尽快启动医院的产权改革，实现医药分离，打破药养医的旧医药体制。

    5、建立和建全农村医疗合作制度，维护农民及低收入者看病的权利。

    6、减少药品流通环节，制止医药企业过多过滥的现象。

    7、提高医务人员技术劳务收费。

    8、大力扶持平价药店，引进国外有实力的药房连锁企业。

    （中国政府相关部委：2004年元月14号我们曾给你们发过这封签名信，今天作了简单修改再传给你们，希望能引起您们进一步关注。谢谢。）

    刘飞跃（电话0722-3990232）、刘义发、裴青松、李支柱、何林、朱勇、刘坤王、桥毛开、张艳、王鹏、徐孢、龚四、李洋、喻小雪、李新平、王刚、肖金武、王巧、颜玉玲、张伟浩、李浩、张云才等543人。2004年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