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先生的九十冥诞之际， 1987与胡耀邦互受株连而被开除党籍的刘宾雁先生，在身患绝症，多次要求返回故土而遭冷遇的情况下，于2005年12月5日，在万里之遥的太平洋彼岸，“无言地走向死亡”。
噩耗传来，我的心情非常沉重。尽管刘宾雁早已病危入院，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他能活到回去的那一天。特别是最近看到国内为胡耀邦冥诞举行纪念会，虽然是比较低调和小型的，我仍然感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与胡耀邦相关的一些人与事大概要开始解冻了,第一个直接的反应，就是觉得这下子刘宾雁不久就可以回家了。记得2003年11月下旬，我去普林斯顿探望刘宾雁时，他想要回国而不得的焦虑溢于言表。他告诉我，已经几次托人转信给中央领导，但不知为什么，没有任何回音。
当时，中共高层正处在权力更替的微妙而紧张的阶段。我安慰他说，再等一等看吧，过了这个敏感期可能会有个说法的。熟悉刘宾雁的朋友都知道，他太想回家了。他的生命与那片土地息息相关。大家都盼望著他能够如愿以偿，在有生之年回到自己的祖国。可是没有想到，这一等就是永别……
人生苦短亦苦长
刘宾雁的一生是短暂而漫长的。他19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反右时，在「中国青年报」工作的他，因两篇报告文学「在桥梁的工地上」和「本报内部消息」，被毛泽东指为“想把中国搞乱”而被打成极右派，下放到农村长达22年之久。1979年获“改正”后，他即以「人民日报」记者的身份干预现实生活，写出了中国当代新闻的震憾之作「人妖之间」、「第二种忠诚」等报告文学，在整个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成为启动整个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由是，在1987年的反自由化运动中，刘宾雁与党的总书记胡耀邦一起，成为邓小平强人政治的牺牲品。1989年发生举世震惊的“六四”屠杀，当时应邀在美国哈佛大学访问的刘宾雁，对中共暴行进行无情鞭挞和批判，并因此被拒之国门之外，至死也没能踏上那片他日夜眷恋的土地。
在刘宾雁60年之久的记者与写作生涯中，两篇文章，遭受22年的苦役。几篇报告文学，招致17年的流放。先后近40年，都是漫漫长夜中的无尽磨难，都是在痛苦、绝望交织中的上下求索。真正属于他发挥自己创造力的时间，仅有十多年，可谓人生苦短亦苦长。
可以说，刘宾雁的一生是无私奉献的一生。他为祖国，为人民，甚至为这个党所鼓吹的“共产主义理想”呕心沥血，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他临终前唯一的心愿和要求，希望回到他深深眷恋著的祖国的怀抱，落叶归根──这样一个最普通的常人的要求，也被专政机器吞噬了。诺大中国，竟然容不下一个老人的葬身之地。生于斯，却不能死于斯，情何以堪？理何以容？
令人痛心的是，从党的最高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到“讲真话记者”刘宾雁，他们都是“以党的事业为重”的典范。都是共产党内有人道关怀的“好人”。他们将“哀民生之多艰”的悲悯情怀，融入了“党的事业”之中，并为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最终却 “壮志未酬身先死”，都被这个党推上了祭坛，成为“一党政治”的殉难者。
今天，刘宾雁的悲剧，再次向世人揭示了中共政权对人的基本权利的不尊重与践踏，昭示共产专制下“党的同路人”都没有好下场。
“六四”镇压的权力遗患
为什么号称强大的中共政权，对刘宾雁这样一位已手无缚鸡之力的老人如此防范，甚至唯恐提到刘宾雁这个名字呢？
稍作思考，就不难明白，一个建立在“六四”屠杀基础上的权力是没有合法性可言的。因此也决无自信可言。在这里，杀人者的内心恐惧与虚弱，与他的残酷暴虐成正比。
我们看到，从八九民运至今，中国社会的变化犹如世纪的更替，令人瞠目。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带来精神世界的理想与追求，而是犬儒主义在中国大地盛行。从共产党的历史上看，江泽民时代，都是一个令人沮丧的颓废的时代。江泽民作为“六四”后邓小平指定的接班人，毫无愧色地继承了“六四” 屠杀的权力衣钵。特别是邓小平之后江泽民全面抓权的七年，他无所顾忌地行使了一套回归封建帝制的乱国之道。在江泽民治下，官场风气阴晦，腐败盛嚣尘上，正气抑，邪气升，并且豢养了一个队伍庞大的高学历，低人品的智能阶层，颠覆了中国自古以来的仕者之风。整个社会既没有共产党执政初期人们所向往的短暂的“新中国”气象，也没有邓小平之初以及胡耀邦、赵紫阳联盟下八十年代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朝气。许许多多知耻与不知耻的“英雄敚谡飧銎接沟氖贝坏叩沽恕！�
江泽民的统治，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即：不伦不类，不三不四。解释这八个字，正好可以借用江泽民自己的 “三讲”和“三个代表”。
以“三讲”为例，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的“讲政治”，意在填补“六四” 后共产党意识形态的空白，消解讲理想。其结果，就有了制度化的政治腐败。买官鬻爵，官商勾结，无所不为。“讲正气”，却正气亡。八十年代曾一度张扬的社会风气，在江泽民治下成为媚气、骄气和奴气。整个社会道德沦落，物欲横流。讲学习，结果假话、套话、空话充斥在各种视听媒体上，党员干部中更是假冒文凭盛行。“三讲”实质上是“三假”。而且这个“假”是自上而下，上行下效，迅速泛滥的。
就拿江泽民来说，可以说他做秀也是前无古人。1995年江泽民到江西共青城拜谒胡耀邦墓地，当时著实让很多人看好。但1997年邓小平逝世后，在江泽民全面掌权的七年间，却对胡耀邦没有任何表示。由此可见，江泽民拜谒胡耀邦墓地，也是庸人的权术之举。而且他一举三得，首先，他知道邓小平不会反对。其次，可以笼络党内元老派和开明派，让反对他的人无话可说。第三，蛊惑人心，在社会上树立其所谓开明形象。
现在看来，江泽民实在拙劣得可以。他玩权术不仅连死人也不放过，而且连至少的遮羞布都没有。也就是说，连自圆其说的交代，他都没有。毛泽东挺鲁迅，一直挺到底。邓小平尽管对江泽民的能力有保留，但也是挺到死，使他得以真正成为“核心”。江泽民呢，他人在胡耀邦墓前，想的却是如何巩固他的“六四”权力。在这个前提下，既然大权在握，胡耀邦作为他这个“六四”非法权力继承者的天然克星，他当然要以权避之，继而禁之了。
至于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所谓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际上是毛泽东之后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翻版。只不过他“与时俱进”地用“江式”浮华语言对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进行了理论包装而已。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秘书鲍彤尖锐地指出：“三个代表由一系列神话组成，它代表三个权力：统治人民的权力，统治财物的权力，统治思想的权力。全面贯彻三个代表，是全面造神、全面抓权、全面腐败。” 所谓“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实际上就是江泽民思想。江泽民思想，说穿了，就是封建帝制思想。啼笑皆非的是，当年的“两个凡是”，是华国锋给毛泽东抬轿子。现在的“三个代表”，则是江泽民自己给自己抬轿子，而且一厢情愿地就将新的 “三座大山”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了。智昏如此，真是空前绝后。
拨乱反正，摒弃“六四”权力衣钵
需要指出的是，江泽民时代的结束是共产党“帝制”时代的彻底完结。江泽民作为共产党“帝制”的最后一个“小太上皇”，在邓小平去世后仅两年，他就迫不及待地在国庆50周年大典上用最传统的方式明确无误地向国际社会宣告了自己的角色定位。在“红海洋”一般的庆典中，江泽民试与毛邓比高低，将他的巨幅画像排列在毛泽东、邓小平之后，正好恰如其分地展示出他的真实身分──一个活生生的 “现代版”袁世凯。也是他残存的帝王思想的最后泄露。同样，他以这种方式明白无误地将自己的专制独裁意志通过媒体强加给了他的同僚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画面及其内涵，客观上使江泽民与胡耀邦、赵紫阳开启的“新共产党”划清了界限，也使中国政治、知识精英与他拉开了距离。很难设想，在江之后的政治领导人会愚蠢地扮演如此拙劣的角色。
江泽民的这种定位，本身就是对改革开放的反动。就是开历史倒车。在他掌权的十五年，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这个名字成为禁忌，不能提，也不能祭。刘宾雁这个“持舆论之剑”的“讲真话记者”，当然更是大忌。谁敢担当冒犯“天颜”的风险，去为一个遭到贬黜、远在天涯、行将就木的记者说话呢？更何况其中一些人可能深藏的政治韬晦，甚至肯定不乏历史上就有的卧薪尝胆者。
对中共现执政党来说，最关键的问题仍然是权力合法性基础问题。尽管这个权力在江泽民手中持续了十五年之久，但并没有因其强权暴政而稳固或者强大，而是民怨沸腾，不得人心。在这种情况下，权力“正常更替”（通过党代会的各项程序产生的，而非党的“太上皇”一人指定的）后的胡温新政所面临的首要难题就是如何正其名，以顺“党心”和民心。
最近，胡耀邦这个名字在江泽民退位后终于得以重见天日，并由中共当局正式提及，开了中共历史之先例。这是否胡温新政的“项庄舞剑”之术，自然见仁见智。根据分析，这一举措本身所包涵的政治意向和思想是非常深远、非常丰富的。
回顾中共政治传统，当局的每一个举动，无论大小，都是有其深刻的谋略或背景的。其目的，都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当年胡耀邦主持发起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意在否定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所坚持的 “两个凡是”，从而开启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今天，中共当局纪念胡耀邦，无论如何低调迂回，都有某种程度上拨乱反正，肃清“六四”后遗症的内涵。
笔者认为，这里至少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因“六四”屠杀而令“党国”蒙辱的时代该结束了。江泽民之后，恐怕谁也不愿承继“六四”那个由邓小平以带罪之身指定的“江核心”政权，即使对中共执政党本身，也是一个不光彩的可耻记录。连强硬派李鹏都著书为自己脱“六四”干系，更何况当年的改革派和党内开明人士。对中共权力层来说，中共权力的合法性基础，不是“六四”后江泽民执政的15年，而是自“六四”前推至中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11年。
这就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或者沿著江泽民的路线走下去，或者越过江泽民的15年，秉承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路线往前走。据上所述，江泽民路线显然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那么，摆在胡温新政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就是从“六四”的权力阴影下解放出来，重整旗鼓，延续八十年代包括思想解放运动在内的改革开放。
应该强调指出，江泽民庸政下15年的郁积，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强烈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不否认“六四”，不摒弃江泽民的“六四”权力衣钵，就没有办法往前走。可以说，中共执政党的政治资源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不改弦易辙，将难以为继的地步。
维护流亡者回家的权利
显而易见，当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的幽灵仍在徘徊时，胡耀邦仍是新时期拨乱反正，否定“六四”权力这“千钧”之“一发”的关键所在。
当年胡耀邦 “抱著纠正共产党的错误，维护共产党的名誉和事业的决心”，平反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成为十年“浩劫”后的代表人物。胡耀邦曾掷地有声地说：“再不能通过我们的手去制造冤假错案”。一句话，抚慰了千千万万中国知识分子惨遭蹂躏的心灵，重新焕发了知识分子的理想精神。许多知识分子再次成为共产党的 “同路人”，甚至跻身“体制内”，梦想与胡耀邦所领导的这个党一起，建设一种避免“通过我们的手去制造冤假错案”的制度。
尽管“六四”枪声中断了中国这一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但是胡耀邦辉煌的历史功绩是不会磨灭的。今天，纪念胡耀邦，就是纪念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就是肯定胡耀邦开始的政治改革探索，就是为八九民运正名，也就是否定“六四”屠杀，理所当然地就是要彻底肃清江泽民“枪杆子”政权的余毒与瘴气。
诚然，江泽民已经退位，且年高体衰。对这样一位该退休时却被邓小平推上前台，唯诺数年而一仿毛泽东的“孤家寡人”，当然应持宽容态度。毕竟、也是最重要的，他已经不在其位，因而也不能继续谋其恶了。但是，十五年间，尤其是江泽民的后七年，他以共产帝国的末代 “看门人”之威，所行使的一套弱化国民精神的“江式独裁”，应该清理并予以清算。非如此，不足以真正地拨乱反正，重振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正气和理想。
我们看到，江泽民延续“六四”屠杀传统，一手抓政治，一手搞镇压。在他任期，通过权力，“程序化”地“制造冤假错案”，而且从境内发展到境外。至今仍在狱中的旅美学者杨建利就是一例。还有许多动辄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被拘留或遭逮捕的海内外异议人士。江泽民掌控下的“黑名单”，恐怕是破历史记录的。
最令人难以容忍的是，江泽民颠覆中国几千年传统文明的孝道伦理，发明了一种保护其独裁统治的 “新工具”。这就是以亲情关系相要挟，阻挡异议人士和持不同政见者的回家之路。以至多少生命垂危中的父母望眼欲穿，想见儿女一面而不得，最终死不瞑目，令生者永含泣血之痛。在其标榜的所谓“太平盛世”竟出此招，实在有悖中国文明之传统，令人不齿。有的人得以回国，代价是签署所谓的“保证书”。在这个过程中，江泽民无视相关国际法规，让执行者大出其丑。真是国格受辱，尊严尽失。
这种“灭天理”的“新工具”，对于重亲情伦理的血肉之躯来说，是极具杀伤力的。当年与胡耀邦同时遭到贬黜的刘宾雁和王若望（还有现居美国的方励之）已先后在飘流中离世。他们都是这个“新工具”的直接受害者。
逝者已去，“恢复一个已死者的名誉，有什么用呢？不，现在最根本的是保护活著的人。给不人道的行为打上耻辱的烙印，这样才有可能防止无数同样的行为。”（斯.茨威格「异端的权利」）
八九民运迄今已经16年了。当年的一大批流亡者中，有的抱憾作古，有的贫病交加，有的在艰辛中倍受不能略尽孝道的煎熬，只能挥泪遥拜风烛残年的父母双亲，铭心刻骨地体会亲人在生命最后一刻的凛然与超脱。
这种人为的不人道行为造成的悲剧，难道不是炎黄子孙的耻辱吗？难道不是人类共同的耻辱吗？
这里我要提及一位卓越的女性──戈扬女士。作为当年自由派聚集的「新观察」主编，戈扬在八九民运期间，因主持悼念胡耀邦专题座谈会而遭到整肃。“六四”后，这位已年逾七旬的老人，义无反顾地与这个她一生为之奉献的党划清了界限，孤身一人愤而流亡异国他乡，用自己的余生，宣告了与“六四”枪杆子政权的彻底决裂。
同时举义的，还有年近九十的原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司马璐先生，年过八十的原资深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苏绍智先生，年届古稀的著名美学家高尔泰先生，以及一些业已六、七十岁的流亡者。这些本应在自己的家园，享受儿孙绕膝之天伦之乐的老人，却在“失去大地”的天空下艰辛备偿，甚至不得不事必躬亲地为最细小的生活琐事劳心费神，承受著国内同行同龄者无法想象的生存压力。然而，无论境况如何，他们都仍在坚守著，没有一丝的动摇或犹豫。为了人的尊严，为了公正与正义，他们昂然挺立，决不低头。
这样一种群塑般的形象，悲壮沧然，感天地而泣鬼神。庄严而明确地标示出有“耻感”英雄与无“耻感” “英雄”那永远不可逾越的鸿沟！
刘宾雁──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就这样走了。在他身后，在那片令他梦魂牵绕、倾注了全部热情和生命的热土上，他曾经高举的“舆论之剑”的理想之光已经黯然，他奇迹般地在专制统治下闯“新闻禁区”，发出的那些振聋发聩的“真实的声音”，已经成为绝响。但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那座由他树立的中国新闻自由的里程碑，将与刘宾雁这个名字一起，永远长存。
在此，我要向与刘宾雁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朱洪女士表示最高的敬意和最真挚的慰问。
同时，我要向倡导以人为本的胡温新政呼吁，请尊重流亡者回家的权利，结束这种非人道的暴行。让刘宾雁的悲剧，永远不再重演。
拨乱反正，摒弃“六四”衣钵，是时候了！
2005年12月8日于巴黎
首发于「北京之春」2006年1月号